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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rì这一天是中华民国一次重大转折的rì子，袁世凯在新华宫勤政殿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设年号为“洪宪”元年。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年之久，又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实际筹备和cāo办，袁世凯最终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而如今他已是盛年不再，虽然称帝带来的喜悦让他大感jīng神爽朗，只是身体状况已是江河rì下。
在之前一个月时间的登基筹备中，北方各省先行进行统治和相关安排，以北洋zhèng fǔ掌控最紧密的山西、山东、河南、直隶、东三省等行省，最先张挂起来庆祝帝制的横幅旗帜。这些行省的行政单位和官职也都遵循zhōng yāng的意思，即使进行了更新。
按照袁世凯亲自设想，中华帝国各地行省的最高民政长官为布政使，军事长官为将军。
由北洋zhèng fǔ掌控的几个行省最先宣布改为布政使暑司，督军府全部更改为将军府。各省议｛ 会统一进行调整，规定详细的议员人数和议会细则，一定程度上是规范了地方议会的制度，但实际上却间接削弱了地方议会的权限。议会名称也因此改为议事局。
又在这一天下午的时候，由新华宫发布褒赏申令，设立旧侣、耆硕、故人，又列赏了一百多位王亲公侯。其中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冯国璋为一等仁怀公，袁肃为二等昭烈公。而原本同样拟定为亲王的段祺瑞，却在正式公布的申令中被剔除了名字。
在申令发出的同时，紧随其后发布《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但是外界小道热议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大总统的侄子袁肃究竟算不算得皇室成员。若是算作皇室，袁氏子弟大多被封为皇储、亲王、郡王，可偏偏袁肃仅仅只是一个二等公，论亲疏关系居然连黎元洪都及不上。若不算皇室成员，那也意味着就正式跟袁肃划清宗亲关系，只怕必然又会引起一阵非议。
当然，关于袁肃的猜测也只是一些娱乐xìng质的讨论罢了，北洋zhèng fǔ内部却没有真正将这件事放在眼里。
到了第二天，湖北、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才勉勉强强响应了zhōng yāng申令，开始宣布接受最新的政治改革命令，所有官职、形设等物一应遵照帝国规范办理。即便如此，这些省内反对帝制的声音犹然不决，甚至还出现“暴徒”公然袭毁帝国旗帜和形设之物。单单就在这两rì时间里，各省均有暴x动案件上报，一省之内少则五、六起，多则更是超过了二十余起。造成的公物损坏和人员伤亡总计损失超过数十万元之多。
相对而言，这些行省多少还能将帝制的命令执行下来，而在云南、四川、湖南、贵州以及广东、福建的部分城镇，从主要官员到下面的议会团体，乃至于许多商人、工人和社会名士都是坚决反对到底，根本就是拒不接受zhōng yāng关于帝制的申令。
中华革命党在舆论声势上的攻讦达到了最高峰，一些地方分部机构更是擅自派遣敢死队，对拥戴帝制的一些地方官员采取谋刺行动。不过这些谋刺行动大多是失败告终，涉案人员尽数被批捕入狱，即便有少数成功者，所刺杀对象也都是一些虾米小角sè，数人是遇刺受伤，只有极个别运气不好者是当场身亡。
孙中山在十一月二这天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其一是《举义说国民讨国贼书》，其二是《捍卫共和誓言书》。很快这两篇社论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南诸省的军阀纷纷借势附言支持孙中山，海外许多华侨也被调动了积极xìng，为捍卫共和体制一次xìng汇捐八十万元。
对于国内这些不安分的声势，虽然稍微超出了袁世凯所预期的范围，但一切仍然可以说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几天之后，他以皇帝的名义向还没有遵行帝制命令的几个省、城地区发布最后通牒，勒令限期镇压暴x动和执行帝制命令，否则将视为叛国罪论处。同时下令事发地区驻扎的北洋军，一旦逾越令期，可适当采取军事行动予以惩处。
chóng qìng的zhōng yāng陆军第十五师和岳阳的zhōng yāng陆军第十二师在接到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摆出了备战姿态。但是无论是汤芗铭还是陈宦，又或者是下面的吴佩孚、吴光新等人，所有人都是各怀心思，无非是先做出一个表面的样子，接下来仍然会伺机行事。
随着袁世凯采取下达最后通牒以及相关的军事命令之后，西南军阀和中华革命党都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峻，他们不可能还能再继续等待、拖延或者期待着其他更有利的时机出现。尤其是在四川、湖南等地的军阀，不断电报发往云南和香港，催促早rì确定对策，否则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向北洋军投降。
又过了两天时间，蔡锷由香港秘密抵达云南，在昆明督军府召集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西南诸省的军事领导人，也有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反帝制团体的代表。中华革命党这边直接派来了廖仲恺参加会议，全权代表党内来与西南各军事领导人达成合作细节。此次会议迫于目前局势紧促的缘故，整个会期并没有进行的太久，所有讨论的议程全部是捡最重要的优先。
会议前后进行了三天时间，并且每讨论完毕一个议程便立刻着手开始执行。
在蔡锷的倡导之下，首先确立武装反帝制、反袁世凯的方针，随后便是筹划建立统一的反帝制、反袁世凯的军事指挥系统，也就是联合所有西南军阀的部队组成护**。而在廖仲恺的建议之下，西南诸省在组建护**的同时，还要成立护**zhèng fǔ，确保在政治上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给所有反帝制的地区提供指引和依托。
所有相关细节和文件筹备，都在会议进行期间陆续完成。
等到会议结束之时，许多基础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昆明的几位大商户捐出了一栋大楼，用作护**zhèng fǔ的办公驻扎地。在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以及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推举之下，由蔡锷出任护**zhèng fǔ大将军，执掌护**所有军务。
蔡锷随即马上着手对西南诸省各路军队进行整编，定制护**相关章程和番号。
护**zhèng fǔ这边则在蔡锷忙于军务之际，又立刻举行了一次选举会议，决定尽快确定军zhèng fǔ的首脑人物。对于西南军阀而言，他们心中所属意的人是唐继尧，不仅是因为唐继尧与他们的利益更为贴近，再者在整个西南诸省当中目前就属云南最有实力，给唐继尧和蔡锷都扣上大帽子，此二人自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投入更多的本钱。
然而中华革命党和西南诸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大部分却是希望能够拥戴孙中山出任军zhèng fǔ的首脑。蔡锷掌武，孙中山掌文，双方都能最大化调动和发挥反袁、反帝制的声势，简直是在合适不过。
相反若是让唐继尧出任军zhèng fǔ首脑，那整个护**和护**zhèng fǔ全部都是滇系掌握，纵然其他几个省没有什么怨言，但就整个大局观而言肯定还是欠缺一定火候。更何况，也并非所有西南军阀都拥戴唐继尧，像四川熊克武和湖南谭延闿二人都是对唐继尧颇有不满，于是声势上自然还是支持孙中山。
军zhèng fǔ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一定争执，让原本本来很效率的局面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恰恰在十一月八rì这天，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率领一支革命军在上海策划并发动了一场起义，也就是被后世国民党大肆吹捧的“肇和舰”起义。
实际上“肇和号”起义只是一次规模很小的行动，即便是“肇和号”也是当时驻守上海海军当中型号很落后的炮舰，不过其吨位有两千六百吨，在近代中国海军中算是比较大的军舰了。而真正是因为这次行动有蒋中正参与其中，所以才被后世的官方喉舌大肆渲染，变成一次“似乎很有影响力”的起义行动。
如今历史已经发生改变，此次“肇和舰”起义的情况也同样有变化。因为在行动过程中革命党人因为歪打正着，不小心点燃了军舰的弹药库，引发船体剧烈爆炸而严重受损。同样因为这次爆炸，导致十多名革命党人与二十多名海军官兵阵亡。事件立刻在江浙一带引起广泛讨论热议，也因此促成了中华革命党的名声影响力传播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