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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反复劝说他,结果都被他强硬的话回绝了。关于不让他去的事,我只好作罢。
我们俩到达大连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刚一走出车站,我就看到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见到我俩,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人,这人我还认识,正是在鬼湖解救大家的师长——张伟。
见到他,我挺意外的,按道理军区一个师长,官职已经很大了,没想到亲自过来接我们俩。
他上来先是跟我三舅客套了几句,显然对地质界的老前辈,还是充满敬意的,对我简单的问了一声好,我们几人便坐上了车。彭先生队伍驻扎的地方,并没在大连市区,两辆军用吉普从中山区,穿过甘井子区,穿过了一条修建一半的隧道,最后到达了旅顺。
彭先生把营地放在了旅顺,让我觉得并不是随便放的,他应该有着某种寓意,在提醒大家,提醒着存有一腔热血的男孩!
旅顺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的有名,它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
它有名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地理位置。而且日本人在那里进行的鲜为人知的暴行。
1894年11月21日至25日,旅顺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两万多手无寸铁的中国无辜百姓,被丧心病狂的日军嗜血屠杀,全城仅有36个中国人活了下来。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幸免,是由于需要他们掩埋死去的同胞。
1894年7月25日,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在黄海派军舰偷袭清军高升号运兵船,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11月21日,日军攻陷海防要塞旅顺。
日军以“胜利者”姿态闯入旅顺的第一刻起,恶魔般的杀戮便开始了。许多目击者记述了当时大屠杀的真相。
当时,美国货轮“哥伦布号”为同日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被困于旅顺口,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亲历了这场灾难。
1898年,他在回忆录《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跪下磕头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迟早都要被杀掉.....从市街的入口到码头的十余条街道之间,死尸累累堆积如山,房前屋内无处不横躺竖卧着尸体,腥风冲鼻,血流滑靴,许多地方只能踩着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居民,所乘船只全部遭到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海岸的枪射,不是沉没便是触礁,海面上漂浮的尸山就像旅顺港里似乎有很多鱼群一样......”
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竟然通宵达旦地持续了四天三夜!在日军的刀光枪响中,两万多条性命瞬即化为冤魂,旅顺城俨然成为一座死亡之城。
英国法学泰斗胡德兰博士在其著作《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中曾披露:“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只剩36人。
这36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幸免。”
鲍绍武、王宏照二人就是当年被抓去抬尸的。鲍绍武在1963年接受调查时叙述了日军疯狂屠杀的暴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日本兵踢开门就冲进屋里,见人就杀,我躲在天棚才得幸免。下来一看,全家人都被杀死了……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账房先生还伏在账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王宏照在1951年接受调查时说:“有一天,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4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铺满了。
日本兵烧杀抢掠,还残害妇女。在一家钱庄,柜台上的木栅栏上面插着好几个人头,一个小孩子被钉在墙上,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日军疯狂屠杀旅顺无辜百姓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掩盖罪行。
早在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就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露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8月1日,中日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甲午战争相关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稿件均须送呈指定警保局,加盖“审查批准”印戳后,方可发表。凡被认为“有污点的事件”,一律“禁止刊登”。
为进一步“统一新闻口径”,9月中旬,日本又颁布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日本报刊的记者只能到设在广岛的副官部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对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还下达了极端严苛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即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在如此严酷的钳控下,日本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备受蒙蔽的民众沉浸在军国主义的狂热蛊惑之中,情绪亢奋。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旅顺的暴行,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紧接着,美国《世界报》也于11月29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
此后的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世界报》又连续刊登了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和《旅顺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