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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曼先生是德国人，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采取的方式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直到水到渠成。但人算不如天算，半路突然杀出了一个祝总。这下突然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估计，在他心里，有一种项目被人抢走的危机感。他知道，祝总跟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在感情牌上，他打不赢祝总。”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说。
“我记得，喻颜跟我们说过，为了促成我们的项目，中国驻德国大使已经跟回国述职的德国驻中国大使说过这件事，德国驻中国大使也肯定跟克思曼先生说过这件事，当克思曼先生觉得即将到手的项目，面临着危机的时候，他不得不跟德国驻中国大使联系，请求德国驻中国大使提供帮助，这才有了中国驻德国大使建议尽快签订协议的事。”梁刚说。
“至于祝总，我觉得，祝总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我们在举办推介会时，他突然发现了我们泉水项目的巨大商机，他想取得这个项目，这很正常。”梁刚说。
“当他听说克思曼先生已经关注这个项目很久的时候，他同样感到了危机。他知道，他跟我们初次结识，我们还不了解他，没有交流的基础，肯定会处于被动的境地。但他的脑瓜比克思曼先生好使，他立即想到了找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对你施加影响。”梁刚说。
“他的夫人是山河市人，可能跟卢市长有些沾亲带故，他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这张牌。于是，你的麻烦来了。我估计从现在开始，到项目签定，你会收到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会搅得你坐卧不安，寝食难安。”梁刚说。
“刚才，高迎春跟我说了半天，她要我来跟你做做工作，她觉得不应该匆忙地答应那个突然出现的祝总，而应该循着原来的轨迹，跟克思曼先生签订协议。当然，高迎春有个朴素的想法，人家喻颜跟我们忙乎了半天，我们却要屈服于市长的‘权势’，有可能答应那个祝总。她觉得，这对喻颜不公平，也让喻颜不好跟大使交差。”梁刚说。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问。
梁刚正要说话，我的电话来了。
“是杨明亮的。”我说。
“你接一下，看他怎么说？”梁刚说。
我把手机打到了免提，让梁刚和我一起听。
“小刚啊，本来是我想帮你一把，尽量让你把这个项目谈成的。谁知道剧情反转，我要来求你了。”我的大学同学、国务院办公厅处长杨明亮说。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你让我们享受了高规格的接待，还派了美女贴身，不，是近身服务，我感谢你都来不来呢，还要你求什么啊？”我说。
“刚才，你的老情人高迎春跟我嘀嘀咕咕了半天，让我跟你说一下，不要节外生枝，跟克思曼先生把协议签了。我听说，你们市长的一个亲戚也看中了这个项目，也想签协议。这说明，你们在德国的招商引资活动很成功啊，我首先要祝贺你。祝贺你不虚此行啊。”我的大学同学、国务院办公厅处长杨明亮说。
“谢谢你啊，明亮。”我说。
“我跟你把我的想法说一下，仅供你参考。”杨明亮说。
“我洗耳恭听。”我说。
“首先，不管是克思曼先生也好，还是那个市长的什么亲戚也好，人家看中你们的项目，这是好事，你都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杨明亮说。
“这是必须的。”我说。
“其次，你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两家企业的情况，包括企业类型、经营状况、经济实力、企业前景和社会责任等。你是月光县的县委书记，你要通过对两家企业的比较，尽可能寻求你月光县利益的最大化。”杨明亮说。
“第三，我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梁刚那小子很聪明，建议你多跟他反复分析商量一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保持理智，保持清醒的头脑。”杨明亮说。
“第四，你在那么一个偏远的穷县工作，你有你的难处。我不干预你的选择，怎么选择由你自己独立决定。如果你选择了克思曼先生，我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你选择了那个市长的亲戚，大使和喻颜的工作由我来做，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本来是帮你的嘛，你项目能谈成功，我很高兴啊。”杨明亮说。
“第五，作为老同学，我跟你说一点心里话。凭直觉来判断，我觉得，克思曼先生要比那个市长的亲戚要靠谱一点。不通过自己的实力去努力争取，在后面通过关系来施加影响力，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是瞧不起这种人的。”杨明亮说。
“再就是，如果你确定了那个市长的亲戚，将来有可能在月光县很不好坚持原则，有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你可能会承受一些有形无形的压力。而德国人呢，总体来说，是重合同守信用，不会跟你来歪门邪道，这优惠那减免的。我建议你，还是要三思而行。”杨明亮说。
“谢谢忠告。”我说。
“梁刚在你旁边吗？”杨明亮问。
“在。”
“你把电话给他。”杨明亮说。
我把手机给了梁刚，他们聊了起来。
他们聊完后，我说：“你接着说吧，我该怎么办？”
“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德国来？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德国来，主要是找克思曼先生的，你跟市委、市政府也是这么汇报的。”梁刚说。
“我们找克思曼先生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克思曼先生投资泉水资源开发项目，把他过去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继续干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初心。”梁刚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跟克思曼先生签协议？”我问。
“你听我把话说完。”梁刚说。
梁刚正要说下去，我的电话又来了，是妻子华莉打来的。
我让梁刚等一下，开始接华莉的电话。
“你电话怎么总是占线啊？”华莉问。
“刚才在接杨明亮的电话。”我说。
“刚才高迎春跟我说了半天，你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跟克思曼先生谈的好好的，怎么一听说有个市长的亲戚要参与，就动摇了呢？”
“没有的事，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呢。”
“还没有最后决定，就是动摇。小刚，你听我说啊。那个市长的亲戚也太不讲理了吧，他是市长的亲戚就插队啊？就不排队啊？你们跟克思曼先生谈的好好的，他凭什么要插一杠子啊？他是市长的亲戚就了不起啊？就耍威风啊？就目空一切啊？”华莉说。
“我告诉你，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泉水资源开发项目，你首先必须先跟克思曼先生谈，只有克思曼先生不干了，才能轮到跟别人谈。如果你得罪了那个市长，干不成了，就回来。一个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见的多呢。”华莉说。
“还有你，一个穷山沟的县委书记，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次到德国去，受到这么高规格的接待，你们的活动接近圆满成功，你以为是你有本事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人家杨明亮的功劳，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人家。要心怀感恩，心存感激。”华莉说。
“还有，你干的事，让高迎春和那个叫喻颜的美女感觉心里很不踏实，高迎春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别摆一个破县委书记的臭架子了，你要主动安慰她们，主动跟她们道歉，让她们吃一个定心丸。让她们跟你一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把事情办完。”华莉说。
“谨遵夫人教诲。”我说。
放下电话后，梁刚问我：“还要不要我直接谈？”
“肯定要啊，不过，要稍等一下，你陪我跟两个美女去道个歉吧。”我说。
“不用这么急吧。”梁刚说。
“你不知道吗？高迎春是个急性子，好打抱不平，是类似路见不平一声吼那样的人。如果我不去道歉，还不知道她要动员多少人跟我打电话呢。”我说。
“老情人就是不一样啊，把高迎春的脾气掌握的这么清楚。”梁刚说。
我和梁刚一起来到新华社省分社记者高迎春的房间门口，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报上姓名，高迎春把门打开了。
“对不起啊，喻一秘，高记者。梁刚可以作证，我刚才被杨明亮和华莉臭骂了一顿，特地过来跟你们道歉。”我说。
“你道歉什么啊？”高迎春笑着问。
“根据先来后到的原则，泉水资源开发项目，首先必须先跟克思曼先生谈，只有克思曼先生不干了，才能轮到跟别人谈。”我说。
“这还差不多。”高迎春说，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喻颜一起笑了起来。
“华莉说了，我干的事，让你们两位美女感觉心里不踏实，要我别摆一个破县委书记的臭架子，主动安慰你们，主动向你们道歉，让你们吃一个定心丸。让你们跟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把剩下的事情办完。”我说。
“还是老婆说话管用啊。”高迎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