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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的第六个问题是,报告说,责成黄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为什么只是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呢?为什么没有省委呢?难道省委就没有责任了吗?刚才不是说了吗?党政应该同责啊,在某种情况下,党委的责任还应该大一些啊。”我说。
“你在省机关呆了那么长时间,是白呆了的啊。你要认真读报告啊,我怀疑你没有用心读。”我的大学同学、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凌河大桥垮塌事故调查组成员杨明亮说。
“怎么白呆啊?怎么没用心读啊?”
“说你还不服气,你看清楚了没有啊?是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不是党中央的。如果是党中央的调查报告,才可以让省委作出深刻检查啊,怎么你连这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说你在省机关白呆了那么长时间,你还不服气。”
“正因为我过去在省里工作过,我才知道,国务院布置的工作,省委也是高度重视,认认真真抓贯彻落实的啊。”
“省委认认真真抓贯彻落实是一回事,写在书面报告里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杨明亮说。
“你的意思是,国务院没有权利批评省委?”我问。
“应该有权利。”
“堂堂国务院官员,你怎么说话模棱两可啊?请你明确告诉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应该有。”
“还是模棱两可啊,看来,你自己也拿不准啊。”
“有。”杨明亮说。
“既然按你说的,国务院有权利批评省委,那为什么不在报告里明说呢?”我问。
“书面用语,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那省委的责任呢?我不是对省委有意见,我是就事论事。”我说。
“在黄长省的管辖范围内,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省委当然有责任啊,而且要承担重大责任。党中央要求更严,省委要痛定思痛,要向党中央作出更加深刻的检查。只不过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我们调查报告的范围,我们没有写在报告里面。”
“我问的第七个问题是,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为什么拖得这么久?”
“不知道内情的人,都觉得我们办事拖拉,一份报告就花了这么长时间。可置身其中的我们,酸甜苦辣,寝食难安,就一言难尽了。”杨明亮说。
“怎么一言难尽啊?”我问。
“首先是在大桥垮塌主要原因的认定上,就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凌河大桥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两个字,稀乱。我们请的各方面专家,看法也不尽一致。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开了多次分析会,就是达不到共识。”杨明亮说。
“社会上,有人经常吐槽专家,对专家有些不屑。但就我们请的专家来说,都是在全国有影响力、有权威的,有的还是有国际声望的。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说的也是头头是道,条条在理。”杨明亮说。
“可令人伤脑筋的是,他们的看法不一致。还互相不服气,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好端端的分析会,弄得不欢而散。”杨明亮说。
“你们顶级单位召开分析会,还弄得不欢而散啊?”
“是啊,别以为在金字塔塔尖,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一切安好。”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专家们的意见呢?”我问。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是非曲直我们不好判断,不敢妄下论断。不过,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智力。”
“什么智力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解决了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杨明亮说。
“什么办法啊?”我问。
“我们把专家说的大桥垮塌的各种原因,一一列出来。分别召开了三次专家分析会,请了不同的专家对大桥垮塌原因进行会诊。我们像发选票一样,让专家对大桥垮塌的原因进行打勾。说好听一点,就是由专家无记名投票。”
“这管用吗?”
“不管管不管用,我们最后采用的就是专家投票最多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公布的这个原因。”杨明亮说。
“好有意思啊。”
“专家们引经据典,都说的有道理,我们又不懂,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了。对各方面,我们也好有个交待,也说得过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说。
“你别笑我们,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我才实话实说。”
“你们时间拖得这么久,还有别的原因吗?”我问。
“我们时间拖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单位人员责任的认定上。单位的责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职责可以很好地判定出来。但对具体的个人责任方面,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杨明亮说。
“譬如说,需要承担责任的单位,有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部处室,各科室,各班组,具体的人,我们本着绝不漏掉一人的原则,都要仔细地一一甄别,一一分清责任。这个工作量,出奇地大。一晃就一星期,时间耗得很多。”杨明亮说。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问。
“有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责任追究到哪一级?”杨明亮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追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杨明亮说。
“这很好啊,旗帜鲜明啊。”
“说是这么好说,可执行起来很有难度啊。”
“什么难度啊?”
“往下追还好说,往上追就不好说了。”
“怎么不好说啊?”
“我不说你也明白,说是上不封顶,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自己心里明白,还是要封顶的,我们不可能不封顶啊。”杨明亮说。
“是不是止步省这一级啊?”我问。
“对,你很聪明啊。你从报告里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就是追到省这一级。省以上的,譬如说,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及其具体人员,只要没有受贿的,我们都没有追究。”杨明亮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没有责任呢?你想想看,花了30多亿的大桥垮塌了,死了那么多人,不说其它的,至少可以说监督检查没有到位吧,至少可以责任追究吧。”杨明亮说。
“我们调查组内部意见很一致,就是追到省一级。小刚,我们总不能把板子打到我们自己头上吧。”杨明亮说。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啊。”
“看来,你有点批评我们的意思啊。”
“不敢。我哪敢批评你们啊?批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虽然我们没有继续往上追,但我们还是很负责的。我们以调查组的名义,给国务院的相关部门发了提醒和建议函,请相关部门注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眼睛向下,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监督检查,多督促整改,避免悲剧重演。”杨明亮说。
“你们很负责啊,对自己要求很严啊。”
“谢谢表扬。”
“该表扬的还是要表扬,该说的还是要说,尤其是对你这样的国家高级干部。”
“什么国家高级干部?高级个屁!说起来在国务院工作,可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杂的,接电话跑腿写材料打扫卫生干粗活的。”杨明亮说。
“不管怎么说,你在国务院工作,说起来如雷贯耳,让人肃然起敬。我在贫困县工作,说起来就心虚,底气不足啊。”
“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县委书记同志。”
“不愧是国务院干部啊,思想觉悟高,认识深刻,理论见解高。谢谢赐教。”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明亮说。
“还有其它的原因吗?”我问。
“有,第四个原因,就是说情风。不说调查组的正副组长,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在北京,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一大群的处级干部,就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找过来,弄得我烦不胜烦。”
“你跟人家开绿灯了吗?”
“我既没有那个胆量,又没有那个权力。找我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还有什么原因?”
‘基本上就这些。”
“那个德国的可思曼联系得怎么样了?”我问。
“已经联系上了,我在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馆里,有个朋友,她的德育说的比我们汉语还好。你去德国时,她会去机场接你们,还会请你们吃饭,然后带你们去找可思曼。我请她尽量跟可思曼做工作,尽量把泉水系列开发项目谈成功。”杨明亮说。
“我私下里有个想法,还没来得及跟你商量。”杨明亮说。
“什么想法啊?”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项目做大一点。如果项目能成功,我们请两国总理都出席合同签订仪式。”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我要请你喝酒,喝死为止。”
“别吓我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不老不少的。我喝死了,他们怎么办?”
“壮烈牺牲的家属,有国家,我们可爱的祖国照顾啊。”
“喝酒喝死了,能叫壮烈牺牲吗?”
“至少我们两人可以叫壮烈牺牲啊。”我说。
“你想得美。”
“别人是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们是宁可喝酒死,做鬼也风流啊。”我说。
“谁说跟你喝酒死啊?我告诉你,我戒酒了。”
“戒酒好啊,戒酒好。阴间又少了两个酒鬼。”我说。
“你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老说喝酒啊,喝死啊?怎么不说一点健康有趣的、有高尚情调的事呢?”
“悉听遵命,我问你,你那个德国大使馆的朋友,是男是女啊?”
“你问这干什么啊?”
“是男是女,我总不能空手见她吧,我总要跟她准备一点小礼品吧。”
“她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缺,你用不着准备什么,别搞的太俗气了。”
“那我总要知道是男是女吧。”
“好吧,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不是男的。”杨明亮说。
“多大了?结婚了没有?漂不漂亮啊?”
“只要能跟你办事就行了,你问这些干什么啊?对你有用吗?你一个人在穷山沟是不是闷骚啊?有空你到京城来,我带你逛八大胡同。”
“你说得好难听啊,好吧,我不问了。”
“这就对了嘛,你们到时会见面的,见面了,你不就知道了?好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如何带领50万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上,别七想八想的。别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谢谢国务院官员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