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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一面时,他就很郑重地向我介绍他的名字以及名字含义:“我姓张,叫厚朴,来自英文HOPE。”
为了发好那个英文单词的音,他的嘴巴还认真地圆了起来。
一个人顶着这样的名字,和名字这样的含义,究竟会活得多奇葩?特别是他还似乎以此为荣。
他激动着兀自说了下去——
他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原本只有小学毕业,后来自考了英语,作为全村唯一懂英文的人,在村子里的学校当英语老师兼校长。他父亲不仅通读世界文明史,还坚持每天听美国之音,他认为父亲是那个村子里唯一有世界观的人。别人家的院子,一进门就是用五彩瓷砖贴成的福禄寿喜,他家一进门,是父亲自己绘画、乡里陶瓷小队帮忙烧制的世界地图。
“这世界地图有一整面门墙大,”厚朴尽力地张开手比划着,好像要抱着整个世界一样,脸上充满着说不出的动人的光。
他像面对广场演讲的领袖,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名字和名字的含义。
他的行李是用两个编织袋装的,进门的时候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像少林寺里练功的武僧。身上穿的一看就是新衣服,头发也特意打理过,只是天太热,衣服浸满汗水,粘在身上,头发也横七竖八地躺在头上,像被吹蔫的野草,全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种潇洒。倒是有几根顽固地站立着,很像他脸上的表情。
他很用力地打招呼,很用力地介绍自己。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仿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然而,我却喜欢他脸上的笑。一张娃娃脸,脸上似乎还有帮忙种田留下的土色,两个小虎牙,两个酒窝,笑容从心里透出来。
我想起了家乡小镇,改革开放后莫名其妙地富了。而我所在的中学是小镇最好的中学,有钱人总拼命把孩子送进这里。
每个小孩到班级的首次亮相,都映射出他们父母想象中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该有的样子:戏服式的夸张制服,有的还会别上小领结,头发抹上光亮的发蜡。父母在送他们上学的时候,也许带着骄傲感。然后,在饱含紧张和骄傲的期待中,小孩走进教室,惹来一阵哄堂大笑。每当此时,我总能听到来自孩子以及父母内心,那破碎的声音。
不清楚真实的标准时,越用力就越让人觉得可笑。
厚朴大约也是这样的小孩,他们往往是脆弱的,因为干净到甚至不知道应该要去判断和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时宜。
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仿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气,仿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中学过集体生活时,我把这个动作掩饰成用水擦脸时舒服的“哼哼声”。我自嘲这怪癖是我让人喜欢的一个原因。唯独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经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因为擦脸舒服,而是因为觉得扮演自己太累。他“呵呵”、“呵呵”地笑着,诡异地离开。而我当即有被一眼看穿的感觉。
中学时,总会碰到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的同学。看穿我的那位同学就是其中一个。他干过的大事包括:临高考前的一个下午,邀请年级考试前十名的同学,到团委活动中心集合。等到大家都满脸茫然地坐好的时候,他突然一蹦,跳上讲台,大喊:“诸位护法,我召集尔等是为了正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等待的神,尔等是我的亲密子民,必须发誓永世为我护法。”同学们一愣,有的翻了白眼,有的直接拿书往他头上一扔,还有的笑到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他却还在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半晌不动,像个雕塑。
一直在内心期待,他终有一天会变成邪教头目吧。让我失望的是,这家伙后来竟然是高中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的,也是第一个发胖的。他在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最喜欢教的课是青蛙解剖课。毕业十周年的高中同学会时,他抽烟、喝酒,说黄色笑话,一副活在当下、活在人间的尘俗感。
我实在好奇,他“神奇”的那部分跑哪儿去了。借着酒劲,我凑到他耳边,用故作神秘的口吻提起当年那件事:“其实你是唯一看穿我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哈哈大笑:“当时都是开玩笑。”
看我怅然若失,他严肃地说:“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个才是我应该坚持的活法,哪个才是真实。”说完抬头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内心发毛。他又突然重重用手拍了我的肩膀,说:“怎么?被吓到了啊?骗你的!”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处理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任何不合时宜的想象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
那天下午,我在厚朴的脑袋里看到了他的想象:他以为他现在到达的,是整个世界的入口;他以为再走进去,就是无限宽广的可能;他以为正在和他对话的,已经是整个世界。
我忍不住提醒:“厚朴,你最好不要和同学们说你名字的来历。”
“为什么?”他转头问我,脸上认认真真地写着困惑。
“因为——”
我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
他果然、终于还是说了。
班级的第一次聚会,他喝了点酒。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喝酒。
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人,才会动辄把自由挂在嘴边。
他的脸红红的,口齿有点不清,最后描绘到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加重了口气,甚至因为酒劲的缘故,还夸张地跳了起来——“有这么大一面世界地图。”
一片哄堂大笑。
或许是喝了酒,又或许厚朴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嘲笑这样的词,同学们的大笑反而让他像受了鼓励一般越发激动了。他开口唱了一首英文歌,好像是BIG BIG WORLD。唱完后他郑重地宣布自己要尽可能地活得精彩,还矫情地用了排比句:“我要谈一次恋爱,最好马上破处;我要组建个乐队,最好再录张专辑;我要发表些诗歌,最好出本诗集;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现在就开始精彩。”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概以为自己是马丁·路德·金。“多么贫瘠的想象力,连想象的样本都是中学课本里的。”我在心里这样嘲笑着。
厚朴的言行果然被当作谈资到处传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点都没在意。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谈论是嘲笑,甚至可能以为这是某种认可。
去食堂的路上,有人对他意味深长、不怀好意地“呵呵”笑,他直接冲过去,双手搭在人家肩上,“兄弟对我有好感啊,那认识下?”反而搞得那人手足无措,仓皇而逃。调皮一点的,看见他走过,就模仿着漫画里的角色,双手高扬大喊:“热血!”他也开心地跟着认真地欢呼起来:“为青春!”
我在一旁看着,总觉得尴尬。
出于担心,又或者出于好奇——这样的人会迎头撞上怎样的生活——我有段时间总和他一起。
我终究是务实和紧张的,我开始计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时间,打工需要多少时间,还有赚学分和实习……这样一排,发觉时间不够用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那次冒险将决定我的一生。高中时父亲的病倒,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这很难,就像火箭发射后,在高空必须完成的一次次定点推送一样。
厚朴不一样,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
厚朴参加了吉他社——理所当然,毕竟他想组建乐队,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说的,生怕别人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充满着太多诡异的想象,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后他还报名了诗歌社。
他热情地拉我去各个社观摩他的“精彩尝试”。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吉他社应该更名为“想象自己在弹吉他的社团”,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分别是想象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写诗歌的社团。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通过假装弹吉他、跳街舞、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以为自己变得现代、时尚的邪教组织。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大一,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生活费都从那儿来。打一份工,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然后进报社实习。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就这样,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抬头、收小腹、翘屁股,用气音说话,放慢语速。面试的现场我还以为是表演课的课堂。
第一关,端庄,他勉强过了;第二关,谈吐,据说他又热血了一回;第三关,身材——里面传来“吭吭哐哐”摔东西的声音,然后厚朴走了出来:“草泥马的一米七。”咖啡厅老板对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认真地打了个×。他拉着我就跑,边跑边笑:“端庄个毛啊。”
咖啡厅的工作没找到,但厚朴开始忙到不见踪影。经常我睁眼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宿舍,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宿舍里的乐器越来越多,他皮肤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精瘦。我几次问他干吗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报社的记者到学校后山的采石场采访,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抡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块。
我吃惊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当时全身汗涔涔的,一条毛巾搭在头上防日晒,活脱脱一个农民:“去他妈的世界,难得住我吗?文明人才怕东怕西,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线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厚朴的乐器在大一下学期购买完毕。大二上学期刚开始,他自己写了个组乐团的启事,挤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团里面,大声吆喝。
海报特别简单,就写了个标题:组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
然后下面是两句他自己写的诗歌:
你问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遥远
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远处还遥远
你问我,想抵达的生活有多宽广
我回答你,比你能想象到的一切还宽广
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齐全所有乐器,还是参考着网上的资料进行的。自以为能用吉他弹完几首曲子,对于乐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个团员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个眼镜,父母都是公务员,此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场边布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个又白又净的小男生默默地换完衣服,认真叠好,像豆腐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外,蹦了几下当作热身,就跑进球场里。然后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转头一看,小五青筋暴涨,满脸狰狞,和刚才活生生两个人。厚朴就冲过去邀约了。
第二个团员绰号瘦胖,父亲是国家武术教练,每次从班级到宿舍,总要评点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质——“她脸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点,导致人中过长,嘴巴即使小巧精致,也已经无法构建整体的美感了,可惜”、“她是个狡猾的女生,其实身长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带围得那么高,这种女人不能泡”……
第三个团员叫圆仔,父母是开小卖部的,他后来写了许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称之为物质主义流派:“脆脆的虾条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软软的话,苍苍的天空,这满地的花生壳,流动的河水,这浓浓的啤酒香……”
团员还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来想自己当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试音,他一张口,就马上被轰下台了。瘦胖的原话是:不彻底的文明,不彻底的土,彻底的乱唱彻底的难听。结果,扁鼻当了主唱:他起码能用鼻腔共鸣。
最终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我们宿舍。据说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点,全程五个小时,雷打不动。但有效排练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中间总是要应付前后左右宿舍传来的抗议,必要时,还得和某个宿舍的人干场架。
使用“据说”这个前缀,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不在。大二开始,报社的实习转成了兼职。我每个下午都去市区跑新闻:退休干部养成了稀世兰花、老人的孙女爱上自己的老友、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某场斗殴导致几死几伤……
这个工作经常接触到车祸和事故。带我一起跑新闻的是个女记者,遇到这样的事件,尖叫声的音量总是和靠近尸体的距离成正比。我却有着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冷静,若无其事地详细打量,记录细节,必要时,我还会用笔去挑开尸体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惧的原因在于,我把他们都当成“事件里的某个细节”,而不是“某个人”。然而,每次从事故现场采访回来,走进学校,看到这里乌泱泱的人群,努力散发荷尔蒙、享受和挖掘身体的各种感官时,总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甚至会矫情地想,这么努力追求所谓青春的人,意义在哪?
这种心境下,厚朴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奇观。
我担心着、羡慕着、怀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会活出什么样子,他到底能活出什么样子?
看着他,犹如在看老天爷正在雕塑的一个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却又莫名为他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