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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展告诉我说要从现在开始,他要想办法努力,留在那个城市,他说,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文展的那种执念,我尝试剖析、理解过,想象他怀抱着这种心态度过的每个日子,会有怎么样的生活。
高中三年,文展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失踪的人。只是在考虑填报哪个志愿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见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许他代表了我们这种小镇出生的人,某种纯粹的东西。那种东西,当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许他是某部分的我。
他自那之后,果然再没回过小镇。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给他父母打来电话,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笃定文展会再次凯旋,而他哥哥依旧不屑。因为在小镇“闲着”没事,他哥哥早早地结了婚,没满二十岁,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种“无能的父辈”一样,过着安逸的小镇生活。
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在他们极度亢奋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把声音抬高,那声音,总有几个音节让我回想起文展那因为兔唇而显得奇特的腔调,再定睛一看,我总能找到他们脸上和文展类似的部分。我会突然想,在这么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个兔唇、倔强的文展,究竟处在哪种生活中。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个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地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
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
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
在启程回老家前的一个月,我竟然不断想象,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我不断在思考,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还是如同以往,像个哥们儿拉住他拥抱一下。
但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完多少轮。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
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镇,然而,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着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有抬头瞄到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当晚,我向母亲打听来他下班的时候,特意在那个时间点“出门走走”。文展果然在那个时候出现,我依然很兴奋地朝他挥手,他又似乎刻意避开一样,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我确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眼看春节要过了,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其实我家出门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门还是那个门,敲起来还是这样的木头声。“文展在吗?”
“谁啊?”依然是他母亲这样询问的口气。
“是我,我来找文展。”
门打开了。文展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我进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
这房子,我也十几年没进来了。它果然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又不仅仅是那个样子,就如同一张没对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来,大概的模样还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感觉。它比我记忆中小,土墙斑斑驳驳、老气沉沉,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到了文展的门口,他果然还是如同以前,把房门关上了。我敲了敲房门,门开了。是文展。
他是如同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击性的那种,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那种打招呼的口吻。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也愣了一下。
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他拥抱。他的外表,他的眼神,他的气质,似乎都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生活已经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样,但即使这样的面目全非,还是可以从他的眉角、他脸上细微的一个表情,找寻到,那个文展。那个文展或许破碎了,但他是在那身体里的。
文展最终帮我做了决定,不握手也不像老朋友那般拥抱,而是平淡地指了指椅子,“坐吧。”
他的房间还是没打开窗户,即使白天,也把电灯亮着。钨丝灯有些发黄,让我目光所见,似乎都有种老照片的错觉。
我努力想找寻到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我来找他,并且此刻能和他对话的原因:“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装上一些父亲的衣服,和他的尸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者。”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个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那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