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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力,这让我不禁猜测,这笑容,这握手,还有这沙发,都是精心研究的专业技术。
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按照默认的规矩,此刻应该彼此沉默的,但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他很想看,过年老家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