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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是条长长的走廊,大理石铺就,再柔软的脚步踩踏上去,都会听到厚重的回声。声音堆堆叠叠,来回在走廊里滚动。冷色的灯光静静地敷在上面,显得走廊更长、更深了。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他们讨论着身上唯一,也是现在最本质的共同点,小心比较着各种细微的区别:“我四五次正常的呼吸,就要大力吸一次气,你呢?”“我大概六七次正常的呼吸。”“我今天左脚拇指就能感到痛了。”“我还不行,但感到有股热流好像慢慢流到那……”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抵达了这里。
这个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位于这医院的顶楼。电梯门一打开,就是这走廊,以及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疾病名字。他们各自占据了几个病房,以俘虏的数量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力。到了这最顶层,我才知道医院的秘密:原来在疾病帝国,也是用武力统治的,谁最残忍最血腥,谁就站在最高的位置。
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和停尸房。可以随意打发的疾病,和已经被疾病废弃的身体,比邻而居。生和死同时在这层盛放。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因为常要出外买些补给品,也因为我需要经常性地逃离病房的气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几乎都要从一楼经过。
从顶楼下来有两种选择:一部电梯就在父亲的病房旁边,虽然是直直通到门诊大厅,却因为使用者众多,几乎每层都要停一下。从顶楼一路往下,路过不同等级的疾病。这一层是脑科,这一层是内科,这一层是外科……然后抵达最底层,一打开,嘈杂的生气马上扑面而来。
另一部电梯是医院工作人员专梯,因而人特别少。这专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属可以使用——每次搭这部电梯,医院工作人员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战友: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我们曾感受过死亡的气息。
这电梯位于医院最僻静的东南角,要从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经过那一个个病房。我最恐惧走这段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光,总要一个个去数,每张病床上,原来的那人是否在。然后,一不小心,会发觉某人不见了。
我厌恶这种感觉,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
所以我一向选择那部通往门诊的电梯。虽然需要从门诊大厅经过,依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暴躁的声响,和潮湿的汗味,但我享受这种人间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这各种声响偶然组成的某种音乐感,还有那各种浓度的汗味,将会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电梯打开,感受着这声响和汗味扑面而来,会忍不住兴奋,猜测自己将寻找到哪段乐曲,将被击中哪部分的感官。这是人间的乐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这里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认识。
有种东西,隔阂着彼此,注定无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同样,你也看到,他也躲着你。
或许还有个原因,作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内心如何悲伤,如何假装,他和你说笑话的时候是想很刻意地遗忘,但他的这种遗忘又马上会催生内心的负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弃在这里交到任何同龄的朋友。
渐渐地,当新来的小孩试图越过划定的距离,试图和我亲近,我会冷冷地看着他,直到那眼神把他们吓跑。
但,除了守着父亲的疾病,我还必须有事做。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比如,在帮父亲换输液瓶时,会发觉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来插针;比如医生会时常拿着两种药让我选择,这个是进口的贵点的,这个是国产的便宜的,你要哪种?我问了问进口的价钱,想了很久。“国产的会有副作用吗?”“会,吃完后会有疼痛,进口的就不会。”我算了算剩下的钱和可能要住院的时间,“还是国产的吧。”
然后看着父亲疼痛了一个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隔壁床家属偶尔会怪我:“对你父亲好点,多花点钱。”
我只能笑。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一样。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来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另一个房间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肤,精瘦的个子,常会把往事以开玩笑的形式挂嘴上。他是个心脏病患者,说话偶尔会喘,除此之外似乎是个正常人。
一碗米饭吃不下,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给我。扶着他去上厕所,他自己到那格子里,抖了半天抖不出一点尿,会大声叫嚷着以便让门外的我听到:“怎么我的小弟弟不会尿尿,只会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他的亲人都骂他老不羞,边骂边笑,后来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过来讲个笑话!”
他正在啃着苹果没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会大声地答:“在,老子还在,老子还没死。”
父亲很妒嫉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和我主动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三不五时往隔壁跑。然后以这个阿伯为榜样,教育父亲:你看,人家从心底开心,这样病就容易好。
父亲放弃竞争了,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顺便给漳州阿伯带块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电梯上来先经过他在的那个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竟然不让我跟。”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后安静地回到父亲的病房,把躺椅拉开,舒服地摊在那。假装,一点悲伤都没有。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医院阿姨一般来自乡下,身上还带着土地的气息。她说话的嗓门大,做事麻利。
说起来她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点好处,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她说话非常刻薄,偶尔有刚来的孩子在走廊开心地嬉闹,妨碍了她的工作,她会把拖把一扔,大声地喊:“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还有心情在这闹?”
孩子哭了,声音在走廊一起一伏。过一会儿,一个大人跑出来,做贼一样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后隐隐传来啜泣声。
其实她好人缘的根本原因来自,重症病房里太少可以交往的对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担心,要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坏脾气恰好是个优点:确保你不会很深地和她发生情感。
我见过太多家属,一离开就像逃离一样,恨不得把全部记忆抹去,走出去的人从不见有回来的,仿佛这里只是一个幻境。
我尝试理解她的市侩和不近人情。她应该曾经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过,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让她慢慢学会了自我保护。无论当时多么交心,那些亲属也不会愿意再在尘世见到她。
理解之后,我突然对她亲近了许多。
我努力挖掘她让人开心的部分,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四楼骨科的那个老王,上厕所的时候跌倒,把另外一条腿也摔了,两条腿现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楼妇产科,生出了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我趁着打扫的时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庙里的神灵。”她习惯张牙舞爪地说话。
这个消息像是只跳蚤从此就落入我的心坎里。好几天,整个楼层都在讨论,并开始想象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
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双胞胎男孩子该高兴坏了。”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说了:“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
众人开始纠结了。“哎呀,一辈子要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