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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就这样,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他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
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很多人听来,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大家跟着笑了。
看上去不错的开始。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腾挪不及,气喘吁吁。
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笑着说,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竟然重了许多。而我心里想的则是,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我开始掂量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
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
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见到我,着急解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说着说着,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我不习惯看他哭。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我太胖了,几个月不动就胖了,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
他小心地支起右腿,然后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整个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往右边倾倒。
我恐慌地冲上前,扛住他的右身,但他的体重获胜了,他和我再次摔倒在地上。
这对气喘吁吁的父子俩瘫坐在地上,好久都没说一句话,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爬到他脸上的滋味太多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
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帮父亲按摩麻痹的半身、帮忙做饭。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姐姐也要成长到接受另外的要求。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
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却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我实在不知道我最合适的台词是什么,假装没看见,仓皇地逃回家里。
姐姐做饭慢了点,和自己身体发脾气的父亲凶了她一声,她一看到我回家,把我拉到一旁,嘟着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
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