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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诸国的种姓制度、美国日本的财团代理人、德国的党内接班都不同，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体制更像是一个多元制衡的体系。虽然有二十多个封为国公的顶级家族，但是这些家族的二代三代都基本上不会进入政界军届去打拼，他们各自有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有不少人成为了医生、学者、艺术家甚至是美食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去打出一片天地，当然比起没有家族背景的一般人，或许很多灰色的规则对于他们都是免疫的，比如有电影发行公司的投资商试图砸钱邀请邹容的孙女，一名已经小有名气的女演员陪酒，第二天他就被几大投资集团给抄了底，还爆出违规逃税的猛料，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锒铛入狱的下场，知情的文艺圈里的大佬们都暗暗佩服这位还真是无知者无畏，花样作死的难度系数爆表啊。
这些国公们的家族往往都避免在老爷子们的领域内继续发展，六大商业家族的二代掌门都不直接参与经营，三代的子女更是没有一个从事商业运营的。同样军届的八位大佬家里的子女多有参军的经历，但是都在校官阶级就选择了退役，开公司、搞实业、写著作、出唱片、甚至还出了一位中国首位年度世界高尔夫球职业选手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政界的三老四少的后人虽然有进入吴办的几位，但是后来都没有进入核心的政要位置，反而四十刚过就退居幕后，成为一些大企业集团政策顾问或者是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同样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那些精英们在二战结束后逐渐淡出，也墨守成规的将自己家族的后代们刻意避开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甚至连自己亲朋好友所掌控的领域都尽量不去触碰。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家族都甘心没落，相反他们都通过培养门生故旧和选择代理人的方式继续维护自己在各自领域影响力，只不过对于社会上的平头百姓而言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世袭痕迹。
在这种风气之下，凡是有点权位和建树的父母一般都不太支持自己的子女从事相同的行业，就算是确实无法避免，也都会十分小心的避嫌，连子女也都注意尽量不让人产生靠父母余荫上位的印象，否则免不了会被人看作没有真本事，全靠啃父母的败家子。平民子弟虽然有出头机会，但是因为见识和思维上的差距，世家子弟的成长总要占有很大的优势。在皇家和顶级世家对不肖子孙进行了几次惩戒甚至是清理门户之后，世家子弟绝大多数都能模范的遵守普世原则，在为人处世上也多大气而磊落，其他的家族虽然没有成为顶级世家的可能，但是也都纷纷效仿皇家和顶级世家的做法，对子弟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所以基本上大家子弟都是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平民子弟也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怨天尤人的氛围根本就没法形成。
由于行政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各种公权力都受到了国会、公平中心和民意的制约，还有皇家作为裁判存在，所以滥用公权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公务员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职业，而且还是一种不算太高端的职业，因为上升渠道狭窄，待遇偏低而纪律苛刻，很多公务员都是做个五年十年就会借助工作经验转行去做别的职业，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日趋淡薄。公务雇员更是实习生的天下，多数雇员都在25岁上下就会寻找其他工作，除了部分专业性非常强的雇员会因为高待遇留在这个队伍里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公务雇员会以此为终身职业。
新华党虽然赢得了帝国开国后的六次大选，但是在太初三十年的时候，在吴宸轩的刻意纵容下，偏左派的李维常与右翼保守派的黄鑫培两人分别另立新党，从新华党里拉出了一帮人马，让太初三十年的大选变得精彩纷呈，最终还是老牌的新华党当选执政，而新华党的新党首居然是之前一直和新华党、吴宸轩闹得不可开交的洪世祖。洪世祖接过了章太炎章疯子的反对派大旗之后，一直在上海鼓吹反帝制反独裁，实现民主共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大同思想。但是在中华民主帝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里，农村的土地流转，国家的迅速城市化还有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让中国千百年来的农村自然经济如冰雪遇骄阳一般溶解，再提耕者有其田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洪世祖在走遍了湘鄂赣数十个农业县，然后在鲁豫晋陕等地考察之后，反思了一年有余进京，应邀成为山东大学的政治学院副教授。
此后他多次与周仲辅、邓先贤、李维常、黄鑫培、吴经熊等人交流，还被吴宸轩召见了七次，在太初二十九年，洪世祖应吴宸轩的邀请加入了新华党，并且在李维常、黄鑫培分别脱党后担任了新华党党首，他那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让他在临危受命的情况下迅速稳定了新华党四分五裂的危局，并且提出了“一切为了民富国强、一切为了着眼未来”的两个一切政治主张，将左右两党的竞选主张巧妙的引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并最终获得第七次组阁的机会。
洪世祖在深思熟虑之后，没有按照周仲辅的邀请担任新政府的总理职务，而是担任了新政府的农林部部长，邓先贤则被推举为政务院总理，接替了周仲辅六任总理的岗位，成为第二位帝国总理。
由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人口也得到了迅速增长，从战争刚结束的7。1亿人口迅速增长到了太初三十五年的7.7亿人口，虽然汉族依然占据92%的绝对优势，但是大批归化的各国难民，通过技术移民和资金移民的欧美日各国精英，还有北方和澳洲新领土上的原住居民也都纷纷通过《归化法案》获得了中国国籍，中国的民族构成也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和宗教，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
在战争进行到收官阶段，在中国的强力扶植下，欧美的犹太难民以及美国加拿大的犹太组织纷纷移民到顿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在中德之间成立了一个新以色列国。中国及中华共同体在第一时间承认了这个犹太国家。白俄复国之后也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追索，转而承认新以色列国。因为有求于中国出兵帮助德国解决红俄和英伦三岛的对手，德国被迫捏着鼻子承认了新以色列，但是在战后德国迅速扶植了乌克兰共和国和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并且加强了罗马尼亚的军事实力，在西面对新成立的新以色列国进行军事威胁。同时挑动阿拉伯世界对新以色列的不安与憎恨，但是新以色列国在中国的安排下，与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双边会谈，在保证不谋求对耶路撒冷的主权的前提下，阿拉伯国家同盟（阿盟）同意承认新以色列，并开启双方正常贸易与人员往来，保护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地的安全与秩序，并承诺允许持以色列国护照的犹太人可以在每年的非斋月时间去瞻仰祭祀哭墙等犹太教圣地。
中华共同体的各国对于中华文明的仰慕在战后也得到了迅速升华，从新占领的海外领土夏威夷到东非沙漠从斯摩棱斯克的俄国海滨到南太平洋的岛国汤加，中华文明几乎成为半个多地球的统一文化象征，学习汉语、学写汉字、以仁义礼智信的要求来规范社会道德等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中华共同体本身，甚至连欧洲复兴也是在中国的帮助下实现的，中华文明被当做优势文化引进到欧洲大陆，被德国、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被德国允许复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所学习。这也间接导致了移民中国的热潮，每年中国的签证与归化率都在逐年下降，而入境人数和归化名额都在按至少15%的速度上升，“中华热”由此可见一斑。
国内对于民族问题一直坚持的是平等互助的原则，在自愿原则下，很多困守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迁入平原或城镇，而且民族歧视也成为社会的大忌，几乎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触碰这条高压线。宗教问题更是本着自主自愿的原则，国家仅仅是关注宗教不要有违反宪法和法律，不会受到国际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其他都属于自愿行为，为了公平起见，中国对各种宗教假期也都一视同仁，导致中国仅仅宗教假期一年就长达23天之多，成为全国人民喜大普奔的一项国家福利。
至于城市农村的二元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让农村收入增加幅度反而比城市更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农业剪刀差的发生。各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全部统一，再也没有福利移民和高考移民之类的怪现象，中国居民可以在中国任何城市乡村之间自由流动，没有了户籍的限制，而周边国家甚至一些美洲、欧洲和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免签政策，让中国向海外移民也变得非常简单。当然作为一个乡土意识浓厚的国家，已经拥有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领土的中国，再向国外移民似乎也变得不是那么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