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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廉忠对枣溪乡的工作很不满意,这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太慢,才成立了一个农业社。 他刚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仍然联系上溪区,他建议县委将陈小chun撤职调离,调来了自己欣赏的钱政加。但钱政加当乡长的资历不够,就让他担任副乡长兼乡党支部书记,主持乡zhèng fu工作。
钱政加调来枣溪乡担任领导工作,踌躇满志,决心好好干一番事业。他清楚,抓好全乡工作,枣溪村的工作是举足轻重的。只要把枣溪村的工作抓起来了,其它村的工作就迎刃而解了。枣溪乡其它那些山村从来唯枣溪村马首是瞻,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是如此。那时候的乡长实际上只管枣溪村,不太管山上那些小村子。因此那时候村保长没权,乡长有权。解放后村级组织强化了,倒变得村里有权,乡里没权了。
钱政加想改变这种状况,真正行使乡zhèng fu的权力。首先,他要通过工作,使乡zhèng fu的权力渗透进枣溪村;其次,通过合作化,彻底改变山村面貌,强化山村管理,使党的声音到达全乡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显示政绩,也为了分散村干部的权力,钱政加决定在枣溪村建立高级农业社。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xing质的,一步到位,显得与众不同,而且高级社规模较大,如果成立几个高级社,乡zhèng fu可以直接领导到社,无形中就把村一级架空了。
可是钱政加刚开展工作,便受到枣溪村干部的强烈抵制。村干部的抵制是因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怕办社影响他们的权力,他们还想不了那么深。程元亮等三人乐得维持现状,只有目前状况不打破,他们才有利益空间。吴富贵是由于他们互助组生产很好,他等于白种了申智鉴等人的田,一旦办社,将会失去这一切,而且他也受不了农业社懒人享福的状况。
唯一支持乡zhèng fu工作的村干部是程志林,他对办农业社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钱政加就把程志林视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很快在乡党支部里通过了吸收程志林入党的决定,还破例指定他这个候补党员为党小组开会的召集人。每次村里党小组开会,钱政加都参加并主持会议,这样就无形中撤销了程元亮的组长职务。此后,但凡村里重要工作,都由党小组先开会提出初步方案,再开村委会走个过场。
如何打开局面?钱政加决定拿吴富贵开刀。做了几年工作,使钱政加认识到,做农村工作一定要狠,对付农民要狠。农民只看眼前利益,对他们讲太多的道理是没用的,最好的办法是杀鸡儆猴,让他们产生恐惧心理,弄一个或几个人整治一番,其他人怕惹火烧身,就听话了。
至于整治的办法就多了,有政治批斗,有**折磨,有经济压制。在枣溪开展合作化工作,最大的障碍是程元亮,如果治了他,自然就一马平川了。但是程元亮势力太大,动不了他,而且张廉忠很信任他,称他的min zhu农业社是枣溪乡社会主义的榜样,此时动他是不策略的。吴富贵可以动,老实,上面没人,而且在村里可以产生影响。吴富贵有影响不仅仅因为他是副村长,主要是他农业生产上有一套,他的互助组生产是最好的,特别是那年烂秧,唯独他们互助组丰收了,这使他在村里具有了种田权威的形象,治住了他,可以影响全村。
钱政加想治一治吴富贵,内心还有另外想头。当年他们两人是申智鉴家的台柱,一个料理火腿生意,一个是田头,但钱政加感觉主人更信任吴富贵,因此他心里一直存有一份嫉妒。
钱政加在党小组会上说:枣溪的合作化没有全面开展,是由于地主富农在背后捣乱。我了解吴富贵这个人,他是大地主申智鉴的忠实走狗,现在他仍然跟地主富农搞在一起,因此他在思想本质上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只有扫清这种地主富农的残余势力,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程志林马上响应:对对,是富贵在捣乱社会主义,他是新的地主富农,要斗争他,分他的财产。
程元亮明白,钱政加虽然在说吴富贵,实际上也有指责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于是呵斥程志林:什么分他财产!富贵是雇农,他是土改后才富起来的,是真正的翻身农民!他不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思想落后,我们只能批判他的思想。
钱政加说:元亮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分吴富贵的财产,我们只能批判他的落后思想。吴富贵想走资本主义的富农思想比较典型,我们必须彻底批倒斗臭这种富农思想,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促使大家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
程志林高兴地说:是是是,必须斗臭富农思想,全部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大家富裕!钱乡长,什么时候开斗争会?
钱政加说:我们不叫斗争会,叫走社会主义道路动员会,会上叫吴富贵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