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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
第十三个瞬间：蛰伏的荷兰人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冬，台湾，大员港（现代的台南市安平古城）
虽然此时已是冬天，但在台湾，除了早晚时分稍有寒意之外，白日里的天气依然还算温暖。
迎着阵阵清爽的海风，一个衣着奢华的中年荷兰男子坐在大员港荷兰商馆的阳台上，一边惬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一边挥舞刀叉，享用着一份由炸肉排、烤鱼、菜汤、糕点和水果组成的丰盛午餐。
此人神态高傲而又凶残，目光犀利，前额宽阔，嘴边留着两撇细长的八字须，使他的脸显得更加瘦削。在沐浴了多年热带的阳光之后，他曾经苍白的皮肤也早已变成古铜色。这个人就是第五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福尔摩沙行政长官：汉斯。普特曼斯。他有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一切特征：精明、冷酷、工于心计和坚忍不拔——唯有具备如此素质，才能在陌生的异域立足打下一片天地。
不过，今天的普特曼斯总督显然有些不佳，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就把还剩下大半饭菜的白瓷餐盘推到一旁，然后端起一杯朗姆酒，一边小口抿着，一边俯瞰着阳台外面的大员港风景：波光粼粼的大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还在修建之中的热兰遮城堡、永远热闹喧嚣的酒馆、街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土著——荷兰人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的亚力酒，又从海南岛运来朗姆酒，专门用来向土著交换皮货。因为让土人染上酒瘾，乃是大航海时代许多贸易公司的惯用手法。文明程度较低的土著一般不需要买太多的零碎玩意儿，要迫使土著经常来做交易。只有在烟酒之类戒不掉的嗜好品上多动脑筋。土著一旦染上酒瘾，就成了东印度公司可以任意盘剥的可怜虫。从美洲到非洲再到香料群岛，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
当然，作为一座海港城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桅杆林立、熙熙攘攘的码头——与往年相比，今年来到大员贸易的商人暴涨了好几倍。码头周围停泊满了大小不一的船只，除了少数荷兰船之外，大多数都是广船、福船之类的中国船只。码头上也修建了成排新的货栈和堆场，等待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
“……大员港……真的是越来越繁荣了啊……”
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纠结情感，普特曼斯总督低声嘟囔着，同时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一艘正在缓缓出港的海船——这是一艘体积相当于西班牙盖伦船的大船，但船型要修长和美观的多，两根桅杆之间的烟囱正在不断冒着黑烟，而在桅杆的顶端，则高高飘扬着一面蓝底白星的启明星旗……
——这就是普特曼斯总督近年来一切欣喜与苦恼的来源，同时也是大员港荷兰殖民地的噩梦和救星。
“……可是……这座福尔摩沙岛，却从此不再属于尼德兰联合省了……”他无奈地叹息道。
回顾1629年，普特曼斯总督刚刚来到大员港上任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殖民据点正处于极为窘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因为福建沿海各路海盗的争斗而陷入停顿，与日本的贸易也因为外交冲突而中断（荷兰人想要在台湾设置海关，对来台贸易的日本商人课税，但日本不承认台湾是荷兰领土，双方爆发矛盾），从福尔摩沙（大家都知道这是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吧）的土人和中国移民身上同样榨不出足够的油水，大员港荷兰商馆的财务状况处于连年的赤字状态。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同样盯上了这座岛屿，不仅在北方的鸡笼（基隆）和淡水两地修筑了城堡，还一度从菲律宾派遣了武装船队攻打大员港，如果不是一场奇迹般的风暴吹散了这支西班牙船队，当时防御力量极为薄弱的大员港几乎是注定要陷落了。
仿佛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普特曼斯总督还没到任，台湾的两个福建移民首领张伟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场抗税叛乱，把前去征收实物税的荷兰税吏给打得半死赶了出来——好吧，普特曼斯总督私下里也承认，前任总督不仅向这些中国人征收人头税，还要没收他们辛苦栽种甘蔗生产出来的全部蔗糖，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话，连续几个月没做成一笔海上贸易的大员港，又该拿什么给雇佣兵发军饷呢？
（说明一下，早期台湾尚未开发之时，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肉、鹿皮。等到崇祯年间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财源。但甘蔗园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在1630年前后，台湾能出口的蔗糖还很少。而且，跟获利丰厚、规模巨大的对日、对华贸易相比，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么一点儿可怜出产，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来说，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一旦对外贸易断绝，迫使荷兰人居然要靠搜刮岛民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不堪重负的岛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刚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发动一场惩戒中国人的平叛战争。最初，带着对东亚土著人的一贯轻视，普特曼斯以为凭着大员港方面拼凑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这些中国人的抵抗——大员港的雇佣兵指挥官向总督吹嘘说，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个中国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发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超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发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发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发生了。
——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成功地跟澳洲人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从澳洲人控制下的临高、香港等地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更妙的是还可以使用各种货物，而不是稀缺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虽然不知道这些“澳洲人”是如何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做到了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事情，但到手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不是假的，所以巴达维亚方面对此次突破感到十分满意。
而对于困在大员港这个穷乡僻壤里苦熬的普特曼斯总督来说，就更是喜从天降了：
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海南岛临高的“澳洲人”元老院签订了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立刻摆脱了过去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从被人遗忘的偏僻角落，变成了双方之间的重要贸易口岸。
此前，四处碰壁的普特曼斯总督，原本已经对打开对华贸易的局面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商人过于狡猾，一贯背信弃义，不用武力为贸易保驾护航的话，公司的业务就很难取得像样的突破。偏偏不幸的是，中国沿海的局面在这些年是如此的纷乱，而公司在东亚地区可供支配的武力又太过于微弱。
然而，在巴达维亚总公司和澳洲人签署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的局面几乎是立刻就为之一变，澳洲人的船只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员港，运来了无数荷兰人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国货物――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大量越来越畅销的“澳洲货”。而且自从高雄开埠之后，澳洲人的供货周期还在不断缩减――普特曼斯总督很快就发现，澳洲人在高雄建立了巨大的中转仓库，积存了大量商品用以对荷兰人和日本人出售。
与大员港荷兰商馆以前的主要供货商——总是朝令夕改，喜欢不断提条件的郑芝龙和其它海盗集团相比，这些澳洲人的“契约精神”显然十分到位，在履行合同方面一向都是分毫不差。当然，他们在要求别人履行合同的时候，也一贯是那么的严格甚至严苛。
幸好，这也正是荷兰人的强项：如果连起码的契约精神都没有，荷兰人怎么可能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的业绩很快蒸蒸日上，巴达维亚的总公司对他褒奖有加。而他个人的好处也滚滚而来——这让普特曼斯总督多少感到有点羞愧，因为这完全是捡了总公司的便宜，而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总之，协议签订之后不到半年，大员港就从一个几乎要被放弃的破产贸易据点，一跃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业绩表上的一颗“明珠”！特别是这些“澳洲人”不像福建和广东的中国商人那么迷恋白银，而是对公司能够提供各种货物都有极好的胃口——从金属到木材，从染料到皮革，还有奴隶、麻布……几乎什么都收购。这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的“银荒”局面大为缓解。
然后，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滚滚而来的巨额利润，不仅让大员港的财政状况首次扭亏为盈，职员和雇佣兵都补齐了欠薪，还让总督大人有了足够的经费，来继续修建原本已经被迫停工的热兰遮城堡。
但由此导致的坏处也是有的——在巴达维亚总公司那份双边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普特曼斯总督不得不跟入主台湾的澳洲人又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承认台湾是澳洲人的土地，然后澳洲再将大员港以及周边的一部分土地划为荷兰租界，租期二十五年，租金则是象征性的一个荷兰盾，逾期可以重新商议续租。另外，荷兰人可以在租界以外自由旅行，但不得在租界外从事贸易之外的活动，比如向原住民征税或结盟等等。
从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势力，就被压制在了大员港附近的方寸之地——虽然限于微薄的人力物力，他们之前也仅仅在岛上占了这么一小块地盘，但并不妨碍普特曼斯总督把整个岛都在地图上插上荷兰的奥兰治亲王旗。可现在，他却只能坐看澳洲人的军队和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台湾，以惊人的速度在打狗地方兴建起了高雄市，同时迅速扫荡周边的猎头族土著，开垦出一片片稻田、菜畦和甘蔗园……
早在澳洲人登陆之前，那个名叫张伟的家伙就已经剿灭了距离高雄最近的塔加里扬社土著人。到了今年秋天，伴随着一场空前血腥的大扫荡，澳洲人又毁灭了曾经打败过荷兰人的麻豆社，据说麻豆社的首领莫纳带领族人无比英勇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兵一卒，而他的妻子儿女也壮烈地选择了集体自杀……但在“澳洲人”的强大实力面前，他们的反抗就如同挡在车轮前方的螳螂一样，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有被碾碎的下场。
随着麻豆社的毁灭，台湾南部的所有土人部落，全都惊恐地跪倒在了澳洲人的脚下。包括之前长期依附荷兰人的新港社土人，也毫不犹豫地更换了主人，跑到高雄去磕头纳贡，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很不舒服。但不管怎么样，原本对大员港有着很大威胁，经常在城外“出草”、“猎头”的土人们，眼下已经基本被澳洲人打垮和驯服，从大员到高雄的陆路也变得安全起来，澳洲人甚至开始在两地之间修筑一条道路。
而与此同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澳洲人军队，也在海军战舰的炮火掩护之下，对台湾北部鸡笼地区的西班牙殖民据点圣萨尔瓦多城发起进攻。很可悲的是，城内那些西班牙人的抵抗意志甚至还不如麻豆社的土著勇士，据说攻防战斗仅仅持续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忍受不住炮击的一百多名西班牙雇佣军，就主动献出了圣萨尔瓦多城。接下来，淡水的圣特多明哥城更是主动派出使者来谈判投降条件——他们总共只有极为可怜的二十个人，还染了瘟疫，在澳洲人的强大军队面前恐怕连一个小时都撑不住。
在这一系列充满血与火的战争风暴之中，大员港的荷兰人却得以享受到隔岸观火的宁静——在那份和约的保障之下，澳洲人对大员港的荷兰人一直表现得毫无恶意，而且堪称善意十足：
荷兰人不仅随时可以到高雄采购各种新鲜的食物，来丰富自己单调的餐桌，还能买到卷烟、酒类和盐汽水之类的新奇饮料作为消遣。如果愿意出大价钱的话，甚至能买到消暑的冰块！真不知澳洲人是怎么弄出来的！以至于巴达维亚方面认为从此不必再向大员运送任何补给品，因为除了火药和枪炮之外，在高雄“什么都买得到”。这样就能腾出舱位，运输更多的贸易商品去进行交易。
大员港的荷兰水手和士兵，最近也经常去高雄的商业区消遣和娱乐——比起大员港那个简陋的集市，高雄的商业区毫无疑问有着更多的选择。如果他们生病了，还可以在高雄接受中国医生的治疗，比起那些浑身臭烘烘只知道灌肠和放血的德国医生，中国大夫的药物和针刺疗法总归来得稍微有效一些。
而澳洲人出品的朗姆酒、盐汽水和格瓦斯，更是荷兰人和其它欧洲国家水手的最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员港的几百号荷兰人变得越来越依赖高雄市那些澳洲人的物资供应，他们普遍穿上了高雄被服厂用进口荷兰麻布缝制的汗衫、衬衣和长裤，穿着海南岛制造的藤制凉鞋，戴着藤编的凉盔——它们比荷兰人原本累赘又闷热的欧洲式衣服更适合福尔摩沙的气候。
到了后来，就连修船的工作，也被偷懒的荷兰人给外包到了高雄的修船厂－－那里有大型的干船坞和重型吊车，比大员港这边的设施要完善得多，修理维护几艘荷兰圆船根本不在话下。
——难得的和平，繁荣的贸易，宽裕的财政收入，丰富的业余生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但是，作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商人和冷静狡猾的冒险家，汉斯。普特曼斯总督并没有被这一片“澳荷协和”的大好局面所迷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澳洲人这个新邻居都并不“爱好和平”，他们对岛上土著的屠杀，以及对北部西班牙据点的远征，都充分说明他们一旦到了需要动手的时候就绝不会留情，其手段甚至堪称残酷。澳洲人如今跟大员港之间的和平友好氛围，无非是他们还需要跟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合作而已。假如某一天这种贸易对他们来说不再重要了，他们就必定会来进攻大员，进而占据整个福尔摩沙岛。
可是，即使是看透了这一点，普特曼斯总督还是拿不出有效的对策来。
如何才能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力在福尔摩沙的继续存在呢？很显然，依靠武力进行抵抗是没有用处的，无论荷兰人把堡垒修得多么坚固，由于双方之间悬殊的兵力对比，一旦公司跟澳洲人爆发战争之后，普特曼斯总督根本不认为大员港这点守备力量的战场表现，能够比淡水和鸡笼的西班牙人强多少。
尽管热兰遮城堡如今依然在继续兴建中――毕竟公司已经为城堡投入了大笔资金，不可能半途而废，而且主持营建工程总归是一件有油水的事情，但总督阁下对增强大员港防御力量的事情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大致是公司指示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次在多喝了几杯澳洲人贩来的朗姆酒之后，他甚至冲着大员的驻军司令亨利希。魏登费勒上尉喊道：“……您真以为大员港还在公司的手里，是靠着您手下那四百个拿火绳枪的黑人懒汉和德国人渣吗？不，我们还能在这里待下去，纯粹是因为公司的协议和澳洲人的仁慈！”
军事手段既然无用，那么似乎就应该学着澳门那些葡萄牙人的榜样，依靠贿赂、奉承、传教之类的“软实力”来赢得稳固的居留权。但问题是，他身边的澳洲人可不是那个容易糊弄的大明帝国，这些家伙的思维方式似乎跟普特曼斯总督的服务对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一样精明而冷酷。如果一旦到了出现严重利益冲突的时候，普特曼斯总督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往日交情，都不可能阻止澳洲人与自己翻脸为敌。
由于普特曼斯总督无论怎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从各种迹象来判断，目前这种“澳荷协和”的大好局面似乎还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索性也就不再多想这些遥远未来的事情，而是决心在自己的任期上大捞一把，然后就将这个烂摊子丢给下一任总督去头疼吧！
于是，为了牟取一笔让自己可以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巨额暴利，除了利用职权参与对华贸易之外，普特曼斯总督还在今年夏天跟日本的统治者做了一笔非常不得了的大生意，但问题是，这桩生意有可能一帆风顺，也有可能会血本无归，甚至有可能会严重触犯澳洲人的利益，给大员港招致毁灭性的灾难……结果就是导致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可怜的总督大人整天疑神疑鬼、愁肠百结，甚至都快要神经衰弱了。
——自从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的“征长战争”当中，貌似庞大的幕府军先是在长州藩毛利家的近代化棱堡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又被黄石这个穿越者训练出来的近代化长州新军以少胜多，打得一败涂地之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刺激，认识到自己的军事力量居然已经如此的落后。
于是，在跟长州藩谈判议和，勉强稳住国内局势之后，德川幕府就开始把增强军备力量、建立新式军队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作为一个军人政权，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最大筹码就是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如果德川家的军队再也弹压不住各藩大名，那么遍及日本全境的倒幕风潮就会很快兴起！
毕竟，此时距离丰臣家的覆灭也不过区区二十几年而已，德川家的统治还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
这样一来，一份空前庞大的军火订单和军事教官招聘计划，就砸到了平户港和长崎港的荷兰商人头上——虽然从战国时代末期开始，日本的工匠就已经能够制造出很不错的火绳枪（日本人称之为“铁炮”），并不比如今荷兰人手里的火枪差多少，但无奈铸造火炮的本事实在太差，连朝鲜人都不如，只得仰赖外购。但在日本的荷兰商人手头也没有那么多火炮，更没有陆战经验足够丰富的军事教官，故而向后方求援。
然后，从在日荷兰商馆方面得到这个消息的普特曼斯总督，就立刻闻到了暴利的味道——正好他手头屯着一大批原本准备用于武装热兰遮城堡的优质火炮，而几十个打过仗的老兵应该也能凑得出来。反正如今有澳洲人弹压岛上土著、扫荡附近海疆，大员港周边的治安状况空前良好，哪怕抽走一些武装力量也没什么关系。假如是澳洲人的军队要打过来……那么就算是留着这些火炮和士兵，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他就派遣一艘商船，带着足足五十多门火炮和配套器械前往日本向幕府推销，顺便还把驻军司令亨利希。魏登费勒上尉和三十几个德国雇佣兵给派了过去……最后反馈过来的结果相当良好，德川幕府很爽快地买下了全部火炮，用纯度很高的黄金支付了货款，目前这批黄金已经被如数运到了大员港。而主动上门求职的魏登费勒上尉等人，也都得到了德川将军的雇佣合同和丰厚赏赐，可谓是皆大欢喜。
但问题是，即使是消息不怎么灵通的普特曼斯总督也隐约知道，海南岛的澳洲人跟福建的那位黄石将军是一伙人，黄石将军从好几年之前开始就跟日本的长州藩是盟友，而德川幕府则是长州藩的传统敌人……虽然德川幕府跟长州藩的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但澳洲人在今年还跟长州藩联手攻打了日本的另一个强大诸侯萨摩藩，把萨摩藩的势力从琉球岛驱逐了出去，由此可见澳洲人跟长州藩双方的关系十分亲密。
如此一来的话，等到消息泄露出去之后，澳洲人又会怎么看待荷兰方面的此次军售行为呢？
所以，在赚取暴利的欣喜过后，普特曼斯总督就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唯恐哪天就有澳洲人的使者前来大员港兴师问罪，甚至发出战争威胁……尽管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但他还是忍不住背上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整天吃不下睡不着，连身子都廋了一圈儿，不知要过多久才能把心态调整过来。
事实上，普特曼斯总督大可以安心将这批黄金落袋为安，完全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后续的麻烦——因为，他贩卖给德川幕府的这批荷兰火炮，根本还没来得及对“澳洲人”及其长州藩盟友构成任何威胁，就已经变成了废铜烂铁，而被他派往日本的这批军事教官，很快也会有一大半的人将要化为碎肉和焦炭！
——崇祯四年十二月，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天降横祸，狠狠地砸到了近来流年不利的德川幕府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