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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他就是夸新法得到王安石重用的,包括这次出使,王安石立即推荐了沈括。然而王安石一下台,立即向吴允反映新法的种种弊端。
赵顼很少骂重臣小人的,但就说了吕惠卿与沈括是小人。
然而为什么王巨对沈括很看重,一是此人确实有学问,这个学问不仅是书写《梦溪笔谈》,包括农田水利上,因为他的学问,也颇有建树。而且此人赋有心机,他一生命运转折点不是两面派,相反的两面派让他如鱼得水,步步高升。败就败在了永乐城,那一战太惨了。
科学上需要沈括推广,政治上也需要这样有心机的人做战友……当然,王巨写信给沈括时,还是很注意的,不然弄不好就成了第二个大苏。
大科学家下去,非同凡响的,他先是去河东盘查,不仅是黄嵬山一路,辽国人所争的一共有四处,一是黄嵬山,向南挖了三十多里。二是蔚州秦王台、古长城地段,向南争了七里。三是武州瓦窑坞地段,向南争了十里以上。四是长连城地段,也向南争了一部分,绵延到了黄嵬山。然后将原来宋朝疆域地图,与现在辽国所争的疆界线绘制成图,递给赵顼。
辽国人争是没有道理的,这幅地图就是证据。
然后与辽使六次谈判,辽国只好舍去黄嵬山,而请天池。
其实王巨在京城也说过这件事,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让步,然而黄嵬山这一段不能让。
但王安石忽然又用韩缜代替了沈括谈判。
并且王安石在地图上以黄嵬山画了一道线,对韩缜说了一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当然得到了黄嵬山,辽国开心万分。
因此后人为此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王安石没有卖地七百里。单论长度或纵深是没有七百里。
然而这七百里是指方圆七百里,几大片确实方圆在五百里到七百里之间。
又有人说这次谈判一直拖到了熙宁十年才正式定落下来。那时王安石已经彻底贬相了。与王安石无关。但实事是王安石做出这个让步。事态已经无法收回,除非开战。不错,韩琦与文彦博、富弼、张方平这些大佬奏章言语中,也等于逼迫赵顼同意契丹的请求,卖地求和,不过他们闪烁其辞,并没有明说。因此只能说是王安石卖了这七百里地。
还有人说辽国得到了这七百里,后来就和平了。不错不错。
但为什么黄廉叹息一句:“分水画境,失中国险矣。”
真相是这一卖,在北宋灭亡各种因素中,它最少占据了一成到二成的功劳……
王巨看到这里感到讶然。
不当继续发生这个故事的。
一是因为自己的承诺,章惇调拨了三百万战备储粮,专门运到边境,甚至为此还出台了一些政令,如何减少运输成本。边境依然有许多饥民,但不会象史上那么恐慌了。
二是因为自己的推荐,章楶与刘昌祚、苗授皆调到河北。甚至赵顼将张玉也调到河北。
夏初到来,船队返回。又带回一批粮食,当然不会象去年那么多了,不足一百万石粮食,大部分运到杭州,交给官府了,官府如何处理,王巨不干涉的。还有一部分则是运到密州,再雇用那种平底吃水浅的海船,运向河北前线,交给章楶。有了这批粮食,就能征得大量边军。
章楶在政务上不是特别出色的,但在军事上,谁也不可小视。
所以现在的河北情况比史上要好得多。
况且韩缜去与辽国洽谈时,也接近秋收到来,灾害情况已经渐渐舒缓。
为什么王安石居然继续苟和了?
王巨看着信,有点发呆,让他发呆的原因就是那个黄嵬山。
黄嵬山在辽国人手中没有发挥用途,不过在另一个国家手中,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金人第一次南下,西路军攻克朔州后,仅是六七天便拿下代州,再六七天,中山投降,两天后包围太原。不过在太原城下受阻,两国讲和后,完颜宗望率兵返回。
第二年又来,完颜宗翰自云州出兵,仅是几天便攻破文水,半个月后拿下太原,完颜宗望则从河北发兵,于井陉大败种师中的宋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北宋灭亡。
然而雁门关呢?西陉寨呢?
怎么这些重关险寨一起消失了?
其实没有消失,而是辽国得到了黄嵬山北部地区,宋朝已经无法构置一道完整的防线,由是金人自这里,顺利南下。所以这一让,河东路再也不是一道铁壁了。
所以为什么辽国拼命地争这一段,傻瓜才不争。
不过王巨只是发呆,这个时候他是不敢说话的。
去年年底进京述职,王巨畅开讲了海外对宋朝的贡献。既然公开了,王巨也派人暗中着手做进一步的安排。先是让人宣传,鼓励饥民前去泉州,今年是不可能在密州让他们登船了,离京城近,国家重心所在,不能做得太过份。
因此让这些饥民以就食逃荒的名义向南方流动,然后暗中又假借了一些空户,一路做善事,供给衣食,不然几千里路走下来,还不知得死多少人。
到了泉州后,就可以一把头将这些饥民迁徙走。
然而王巨还疏忽了这次旱灾带来的危害,汉人故土观念重,那个想离开家园,如果平时,以这种手段,恐怕弄不走一万百姓。可是现在都没办法活下去了,听说有了活路,无数饥民涌向南方。
一度逼迫着王巨不得不用高价从各个粮商手中购得一些粮食,否则预备的粮食都严重不足。
其实朝廷也关注了这件事,然而统计了一下各州县的户数,虽然南流的百姓数量多,分摊到各州各县,依然有限,更没有因此疏解灾害的压力。
又有一些人暗中做了调查,南逃的百姓多是赤贫户,其中还有一些隐户,不是活不下去的百姓。那个愿意南逃。这可是好几千里路。况且到了泉州后,还要继续迁徙到海外。
以及其他原因,虽关注了,但没有太反对。
看到百姓数量太多了,王巨立即派人于泉州杭州与广州三处,打造一百艘海船。只能这么多了,否则时间有限,打出来的船只质量会不合格。
这让王巨手下几个门客感到很肉痛。在内地打造船只,整整贵了近四倍!
不过王巨也无所谓,权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况且这些船只的打造,也会为三州府带来许多商税。看到钱了,大臣们也就不吭声了。
另外又准备了活动夹舱,这些都是货船,非是客船,而且在海上,想建造一艘有三四层船楼的客船航行。那个风险无疑会更高。其实这个活动夹艘,便是在船舱中间做一层坚固的夹板。船舱还是以前各密封舱,不过从中间一隔为二,这样就会多装载一些百姓。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象后来西方人贩运奴隶一样,将人一起关在船艘里面,不顾其死活,那么一艘六七百吨的海船又能装载一千多人。王巨能这么做么?
然而涌向南方的百姓越来越多,特别是王巨做了一件事,导致了更多的百姓向南方流动,那就是带铜回来。
朝廷终于派使者来过问。
但王巨种种做法也比较及时,第一三司还指望着王巨规劝海商们将余下的两百多万石粮食弥补上。
第二便是铜与铁。
特别是铜,宋太宗时官府给的官价是每斤一百二十文,这时达到一百五十文,到了元佑时是两百文,北宋末年是两百五十文。
其实北宋时铜产量也一直在激增着,但一直缺乏铜。主要原因就是铸钱,钱币外流严重,加上本身庞大的经济,导致铜币不足。其二便是虽然赤贫户在增加,可也有许多百姓收入同样在增加,需要各种器皿,包括铜器。然而因为官府禁止百姓买卖铜,于是导致铜器高昂不下。一些胆大的百姓销铜币制器,往往十两铜铸器后能售得一贯价钱。
宋制是十六两制度,十两只有三百几十克,一个铜钱重达三到五克,不过里面含着不少的铅或锡,大约销一个铜钱能得一克多铜,也就是销掉近三百个铜钱,治器后便可以换得一贯钱。一贯钱是七百多文,整整是一倍多的利差。
不过这是毛利,还有手工的成本……
但就包括手工成本,毛利也是十分惊人的,所以朝廷屡禁不止。
另外一个原因,便是许多百姓将铜钱收藏在家中,不能产生流通。
于是铜产量激增,包括使用了火药开采技术,这个铜价还没有降下来。倒是铁价格渐渐稳定了,不然铁价也在缓慢上升中。
因此宋朝一直缺铜。
船队这次就带回来大半船铜锭,不是捐给朝廷,而是海外移民所得的薪酬与收入,然后用铜计算,由船队带回,再用官价交给各市舶司所在的邮驿,这是官价,实际民间价格不止的。特别是王安石放开了铜民间禁买卖后,铜价每斤是在两百五十文以上,有些地区能高达三百多文。原因很简单,销币为器,得先将币重新提炼,再铸器,现在得到了铜,等于省了一道繁琐的手续。因此比铜币还要贵……
总之,这是一种畸形的货币政策。
另外再由邮驿折价,以铜币或布帛形式交给移民在内陆各地亲人手中,邮驿又得到了一大笔手续费。大半船铜锭,近八十万宋斤,等于变相地又替朝廷带来了十几万贯收入。不过这昂贵的“邮费”,让王巨越来越肉痛……
然而站在朝廷角度看,这些都是良心海商哪,朝廷好意思掣肘么?
但就是这次“寄款回国”,导致更多的百姓盲目地向南方流动。
数量太多了,朝廷便过问了一下,也只是过问一下,好处太多了,虽然有些人认为王巨这么干不对,但他们也不知道当不当反对。
王巨便答道,男女老少合在一起,计达十九万五千余人。实际上呢,是近三十万百姓。而且王巨又派人去浙东数州,江南西路暗中放出风声,说泉州那有急需要各色佃农工匠,待遇高,用此动援他们涌向泉州。
海外人口需要量太大了,仅靠泉州附近数州军的贫困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所有赤贫户抽走了,各个大地主大和尚们怨气会更大,当这个怨气累积到一定地步,即便王巨恩威并用也不行了,所以也要做一些退让。因此王巨便派人煽动这些百姓一起涌过来,涌得多了,问题也多了,即便迁走,大家反而举手赞成了。
不过朝堂上不是没有聪明人,所以这时,王巨明知道不大好,也只好闷声发大财了。朝堂上的事,由着这些大佬们勾心斗角吧。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到说话算话的时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