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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〇二章 在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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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先将薛向调为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

    王安石哼哈二将一衙内,哼哈二将,吕惠卿,韩绛,一衙内,王雱。实际这说法也不大对,还有两人,薛向与王韶,若没有薛向,王安石没那么快将宋朝经济扭转过来。至于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说了。

    王韶这条线王安石暂时还没有搭上,但还有其他几个助手,小苏,章惇,大程,吕嘉问,这也是寿州吕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还有周敦颐。大程与周敦颐名头太大了,可实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很丑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上位的。

    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应当还不错的。

    但为什么掀起了那么大风波。

    汉武帝用兵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均输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为什么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过危机会迅速取缔了,不能长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这里面有一个大奥秘。

    这时候也到了初秋,内藏库经济稍稍转好,赵顼七凑八凑,准备凑五百万贯,给薛向经营。

    反对的人来了,先是司马光,说了一大通,但没有说到关节上。

    他正等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他发力的时候……

    上书的用意也不过是提醒大伙,王安石做事了,变法了,你们还不出手吗?

    先是因为阿云案,侍御史刘琦与监察御史钱凯与王安石发生了冲突,司马光上书反对均输,于是两人立即附和,说薛向是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王安石气得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呢,你们就开始反对了,但人家是言臣,干的就是这个活计,王安石无奈。

    然而机会有的是。

    刘述兼判刑部,与刑部丁讽又将王安石的新律法推翻了。王安石这一回真的愤怒了,这个小阿云,就那么招你们恨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仁慈心?

    因此让开封判官王克臣追劾刘述之罪,刘琦与钱凯便大骂王安石与陈升之。

    攻击两大宰相,好了,一起下吧。刘述知江州,贬琦、凯监处、衢酒税。

    曾公亮怀疑判得太重,王安石说道:“蒋之奇亦降监。”

    但钱凯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现在不敢再骂王安石了,于是将怒火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孙昌龄与王安石关系不错,钱凯即将外出之时,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孙昌龄骂道:“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

    说着上马走了。

    孙昌龄也没有长脑子,钱凯一激,于是上书说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

    王安石气得无语。也将孙昌龄贬到蕲州做了通判。

    一下子又弄走了五个大臣。能安静了吧。

    然而王安石内部开始窝里反了,小苏上书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故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终是法术不正。

    这里王安石终于出现失误。

    实际可以坐下来慢慢交流的,只要将朝廷财政困难说出来,并且再说一下,它是临时之策,也许小苏会理解。

    但王安石根本就没有与小苏沟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它成为临时之策,而是想成为长久之策。

    所以小苏很失望,他的思想是以节流为主。就是节省支出,若是真正的开源。比如木棉司,他同样也会欢迎。

    然而这条理由到了赵顼哪里,赵顼不认同。

    什么法术不正,只要将财政充盈起来,管它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后大苏又上书,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

    苏东坡似乎在说蠢话,发运司将货物购买上来,当然要卖了,这一卖当然与商人争利了。

    然而苏东坡后面的话没敢说出来。

    这一争利就坏菜了。

    王安石想法是不错,这是一个大问题,均输法似乎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关健发运司与三司弊到这种地步,京城如何保持繁华的?商人。

    发运司与三司很笨拙,但商人不笨拙啊。然而现在国家开了一个特大的买办公司,这些商人怎么办?

    商人就算了,关健这些商人的背后站着谁啊?就象朱欢与王巨的岳父等人背后是谁,高家,马上有了赵念奴,还有王巨。只是朱李他们那个钱赚得光彩,用得光彩。

    但性质一样的,没有后台的商人早就淘汰了,就象后世的扫色一样,扫来扫去,舞照跳,马照跑,那么扫的是谁?没后台的人。真正有台后的人能扫得掉吗?

    况且是宋朝这种落后的商业经济,能做这种长途生意的,若是没有后台,仅是路路商税,就整垮掉了。

    所以新法一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反对了。当然,也不是所有大臣都沾了腥气,有的看到真相了,认为不能执行而反对,有的纯粹智慧不及,做了人家的枪头使唤。比如吕诲,因为不及司马光智慧,所以被司马光当了一辈子好枪头。也就是智者驭人,愚者被人驭。但智者遇到更智的人,同样也被人驭。同理,还有吕公著与范纯仁,同样被司马光驭了大半辈子……

    不仅这些大臣,这一动,高家与曹家同样受到影响,他们在两个太后面前嘀咕,两个太后同样也急了。

    因此苏东坡认为这条变法不可行。

    不可行的变法,何必执行之,执行不了,反而让天下骚动,不如不执行了。当然大苏同样不那么光明,至少在去黄州之前,没那么光明……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出,大苏才开始升华。大江不出来,他也就那么一回事。

    要命的是范二公子出来了,他现在担任着陕西转运副使,进京述职,赵顼便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赵顼愕然道:“卿之才,朕所倚信,为何皆言粗?”

    毕竟范纯仁的德操那也是没话说的,甚至吃一块肉,都能让人感到惊奇。

    范纯仁答道:“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了。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实际意思就是很多不合格,但没关系,有那么一点做做样子就行了。不要什么城郭甲兵精良,粮储完备,那样边臣又想发起战争,对国家不好。

    这个理儿……没法说了。

    然后范纯仁又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人家玩得是高雅,这个反对得多含蓄啦。

    所以王巨说吕韩范,范纯仁那怕他一生不吃肉,也不是范仲淹了,他同样是这个利益圈的享受者。只能说他稍稍理智一点,小苏是温和的变法派,范二公子是不过份的保守派。以保守为主,但不排斥做一些调节,也就是吕夷简碎步式的改革,务必求国家安静,那可能吗?特别是这时候的宋朝。

    因此司马光统统打倒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了。

    但司马光仍没有正式发力,他正等着。别急,后面还有,有的是发力的机会……

    青苗法。

    就在这种情况下,郑白渠竣工。

    看着最后一道堰坝渐渐合拢,王巨无比后悔地想:我干嘛那么急,最好拖上一年哪。这时候进京岂不是最苦逼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