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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先将薛向调为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
王安石哼哈二将一衙内，哼哈二将，吕惠卿，韩绛，一衙内，王雱。实际这说法也不大对，还有两人，薛向与王韶，若没有薛向，王安石没那么快将宋朝经济扭转过来。至于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说了。
王韶这条线王安石暂时还没有搭上，但还有其他几个助手，小苏，章惇，大程，吕嘉问，这也是寿州吕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还有周敦颐。大程与周敦颐名头太大了，可实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很丑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上位的。
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应当还不错的。
但为什么掀起了那么大风波。
汉武帝用兵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均输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为什么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过危机会迅速取缔了，不能长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这里面有一个大奥秘。
这时候也到了初秋，内藏库经济稍稍转好，赵顼七凑八凑，准备凑五百万贯，给薛向经营。
反对的人来了，先是司马光，说了一大通，但没有说到关节上。
他正等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他发力的时候……
上书的用意也不过是提醒大伙，王安石做事了，变法了，你们还不出手吗？
先是因为阿云案，侍御史刘琦与监察御史钱凯与王安石发生了冲突，司马光上书反对均输，于是两人立即附和，说薛向是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王安石气得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呢，你们就开始反对了，但人家是言臣，干的就是这个活计，王安石无奈。
然而机会有的是。
刘述兼判刑部，与刑部丁讽又将王安石的新律法推翻了。王安石这一回真的愤怒了，这个小阿云，就那么招你们恨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仁慈心？
因此让开封判官王克臣追劾刘述之罪，刘琦与钱凯便大骂王安石与陈升之。
攻击两大宰相，好了，一起下吧。刘述知江州，贬琦、凯监处、衢酒税。
曾公亮怀疑判得太重，王安石说道：“蒋之奇亦降监。”
但钱凯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现在不敢再骂王安石了，于是将怒火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孙昌龄与王安石关系不错，钱凯即将外出之时，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孙昌龄骂道：“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
说着上马走了。
孙昌龄也没有长脑子，钱凯一激，于是上书说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
王安石气得无语。也将孙昌龄贬到蕲州做了通判。
一下子又弄走了五个大臣。能安静了吧。
然而王安石内部开始窝里反了，小苏上书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故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终是法术不正。
这里王安石终于出现失误。
实际可以坐下来慢慢交流的，只要将朝廷财政困难说出来，并且再说一下，它是临时之策，也许小苏会理解。
但王安石根本就没有与小苏沟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它成为临时之策，而是想成为长久之策。
所以小苏很失望，他的思想是以节流为主。就是节省支出，若是真正的开源。比如木棉司，他同样也会欢迎。
然而这条理由到了赵顼哪里，赵顼不认同。
什么法术不正，只要将财政充盈起来，管它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后大苏又上书，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
苏东坡似乎在说蠢话，发运司将货物购买上来，当然要卖了，这一卖当然与商人争利了。
然而苏东坡后面的话没敢说出来。
这一争利就坏菜了。
王安石想法是不错，这是一个大问题，均输法似乎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关健发运司与三司弊到这种地步，京城如何保持繁华的？商人。
发运司与三司很笨拙，但商人不笨拙啊。然而现在国家开了一个特大的买办公司，这些商人怎么办？
商人就算了，关健这些商人的背后站着谁啊？就象朱欢与王巨的岳父等人背后是谁，高家，马上有了赵念奴，还有王巨。只是朱李他们那个钱赚得光彩，用得光彩。
但性质一样的，没有后台的商人早就淘汰了，就象后世的扫色一样，扫来扫去，舞照跳，马照跑，那么扫的是谁？没后台的人。真正有台后的人能扫得掉吗？
况且是宋朝这种落后的商业经济，能做这种长途生意的，若是没有后台，仅是路路商税，就整垮掉了。
所以新法一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反对了。当然，也不是所有大臣都沾了腥气，有的看到真相了，认为不能执行而反对，有的纯粹智慧不及，做了人家的枪头使唤。比如吕诲，因为不及司马光智慧，所以被司马光当了一辈子好枪头。也就是智者驭人，愚者被人驭。但智者遇到更智的人，同样也被人驭。同理，还有吕公著与范纯仁，同样被司马光驭了大半辈子……
不仅这些大臣，这一动，高家与曹家同样受到影响，他们在两个太后面前嘀咕，两个太后同样也急了。
因此苏东坡认为这条变法不可行。
不可行的变法，何必执行之，执行不了，反而让天下骚动，不如不执行了。当然大苏同样不那么光明，至少在去黄州之前，没那么光明……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出，大苏才开始升华。大江不出来，他也就那么一回事。
要命的是范二公子出来了，他现在担任着陕西转运副使，进京述职，赵顼便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赵顼愕然道：“卿之才，朕所倚信，为何皆言粗？”
毕竟范纯仁的德操那也是没话说的，甚至吃一块肉，都能让人感到惊奇。
范纯仁答道：“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了。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实际意思就是很多不合格，但没关系，有那么一点做做样子就行了。不要什么城郭甲兵精良，粮储完备，那样边臣又想发起战争，对国家不好。
这个理儿……没法说了。
然后范纯仁又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人家玩得是高雅，这个反对得多含蓄啦。
所以王巨说吕韩范，范纯仁那怕他一生不吃肉，也不是范仲淹了，他同样是这个利益圈的享受者。只能说他稍稍理智一点，小苏是温和的变法派，范二公子是不过份的保守派。以保守为主，但不排斥做一些调节，也就是吕夷简碎步式的改革，务必求国家安静，那可能吗？特别是这时候的宋朝。
因此司马光统统打倒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了。
但司马光仍没有正式发力，他正等着。别急，后面还有，有的是发力的机会……
青苗法。
就在这种情况下，郑白渠竣工。
看着最后一道堰坝渐渐合拢，王巨无比后悔地想：我干嘛那么急，最好拖上一年哪。这时候进京岂不是最苦逼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