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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在朝廷里到底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答案，恐怕吕夷简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不说地方上，朝廷里各个衙门的关键位置都有吕夷简的人。政事堂和枢密院自不必说，其他从学士院舍人院，到御史台院谏院，审官院审刑院，吕夷简都可以直接操控。就是三司，除了王惟正外，陈执中和其他两位副使与吕夷简的关系也很紧密。
吕夷简是权臣不是奸臣，他有追求权力把持朝政的欲望，但并没有丁谓那种要把天下操之于股掌之中的野心，他的小集团相对来说也就比较松散。科举进士第一次结党，是始于太平兴国年间的那几届，毫不掩饰，野心勃勃，胡旦小集团甚至夜夜密谋，为后世留下了“半夜三更”这个成语。此后的政治集团便就松散多了，大家只是为了政治权力或者纯粹的升官发财而勾结，连统一的政治诉求都没有，甚至同一个小集团里面存在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人也不奇怪，典型的就是吕夷简集团。
历史上要等到范仲淹之后，欧阳修的《朋党论》一出，官员被划分成君子小人两个阵营，政治诉求才与结党联合起来，党争骤然激烈。
徐平到底是多了一千年的见识，对这一点还是能把握住。所以对于吕夷简，他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敬而选之的态度，既不主动凑上去，也不刻意挑起与他的争端。反正只要不影响他的小集团里大部分人的利益，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这次吕夷简直接挑起针对京西路的政治争端，颇出乎徐平的意料之外。他自觉自己的动作一直是很谨慎的，不触动朝里高官的利益，尽量另起炉灶。由于年龄差距太大，吕夷简和徐平根本就不是一代人，也不至于无聊地来打压他。
时代跟以前不同了，现在科举进士当家，吕夷简并没有为子孙争百年富贵的相法。实际上他的家教一直很严，除了长子吕公绰忙于世俗锁事，学问差一些，几个儿子都是学问深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个时代的几位宰执，说起对子孙的教育来，还真再没有一个比得上吕夷简，历史上的吕家是真正的学问大家。
在徐平想来，等到自己能够威胁到吕夷简的地位，他也早已经老朽，两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个时候吕夷简针对自己，图什么？
徐平又问几句，结果杨告对朝廷里的事也并不是非常清楚，只是知道钱庄新政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虽然还没定下人选，但估计还是会派大臣到京西路来。
送走了杨告，徐平一个人在小花厅里坐了很久。自己到京西路来这一年的作为，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最终还是确定，除了那些牵扯进童大郎一案的分司官员，并没有什么人群的利益受损。至于没有行新政的孟州和襄州，李迪和张耆两人本就是过了气的人物，而且在朝当政的时候与吕夷简不和，应该与此事无关。
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自己在京西路推行的新政刺激吕夷简了。其实想一想，如果朝廷真地肯定了京西路的新政，那有突出政绩的京西路官员就要高升，由此打破朝廷内的人事平衡。出现这种局面，吕夷简这一两年的精心布局就受到了很大冲击。
出了小花厅，徐平回到自己的长官厅，把种世衡叫了过来。
行礼毕，徐平对种世衡道：“已经快到年底了，各州县的钱粮申状有没有交齐？”
种世衡不明就里，只是恭声答道：“回都漕，大多都已经到了，只剩本路南部几州。”
“发文催他们尽快送来，不要等到年底去！——还有，从去年开始，三司的郑勾院便就派人，帮着在西京城教转运司的官吏学着勾稽盘查账籍，现在他们学得如何了？”
“因为犬子也曾经跟着学，此事下官知道一些。若说是没有官身的百姓跟着学的，因为得了出身便就有了一世不愁的饭碗，学的很是不错。正是有了这些人，西京及周围州县的公司钱庄账目才能清清楚楚，没有出现大的乱子。但是转运使司和各州县的官吏，跟着学的却不尽如人意，虽然花了不少功夫，却大多还是做不了事。”
见徐平听了沉默不语，种世衡又道：“都漕，有句话下官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尽管讲，你到我身边也一年多了，还有什么忌讳的！”
“下官以为，跟着学的官吏，一是有衙门里本来的差事分心，再一个学好学坏对他们也并无太大的影响，自然是躲懒的多。若是都漕真是要官吏学会这项本事，还是要学百姓学习一样，学完之后考试，考过了之后如何，不过又如何——”
徐平摇了摇头，轻声道：“事情不能那么做，过犹不及了——”
平民百姓跟着学的那些，学完之后考过会发一个书状，实际上就是徐平前世的会计加上相关几个专业的执业资格证。不过在他的前世，这些执业人员是为经济实体服务，是那些经济实体给他们饭吃，本质上是与官方的监管对立的。而徐平现在培养的这些，饭碗是官方强制经济实体给的，是为官方的监管服务，与官方的利益一致。
不同的时代对经济的管控有不同的措施，这个年代不管官方采取什么方法，也不会有人反对说干扰了经济运行，限制了生意人的自由。
徐平的做法，比以前的行会直接科配和买的举措温柔多了。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比较严密的管控，把这个年代相对有限的资金限制在商品经济的循环里。要是放任不管，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边际效益会迅速降低，资本便就会从商品经济的链条抽出去，流到收益更高的行业中。不管是放贷还是买房买地炒高价，一时的收益比老老实实做实业高多了，这样做就有可能切断商品经济生产的链条，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对于获得这种从业资格的平民百姓，等于是从此有了吃穿不愁的铁饭碗，学习的积极性自然更高。对跟着学习的各级官吏，能力提升了做出政绩从而升官，这种事情对于大多数人都是虚无缥缈，自然就消极了很多。
至于种世衡说的对官员也进行资格认证，有证的优先提升之类的，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让官员有能力进行经济管理是好事，但如果进一步改成让只有具有经济管理能力的人来当官，那就好事变坏事了，这是原则问题。
经济只是国家社会的一个方面而已，而不是一切。不是经济发展了一切都好。如果只追求数据好看，弄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徐平就是给自己挖坑跳了。
官府的管理者之所以分为官和吏，便就是这个道理。只专精一项的，往往就缺了大局观，在自己精擅的范围玩出花来，往往还会把全局拖垮。
不说这种审计统计的能力，就连科举选官，当把考察德才的主要方向改为考察经义之后，选出来的官员也退化不少。听起来说是按能力选拔人才，但实际上真正的能力哪里是一场考试考出来的。不管是科举还是其他方法也好，选择官员的本来目的都是挑出智力合格，道德也要合格，最重要的是打破世官世禄，让官员的队伍流动起来。
能力本来是在工作中培养的，工作中考核的，哪里有可能一考就考出来。科举高第不取大儒，而重在取寒门，让官员具有流动性，才是本来的意义。
不过这种事情不急在一时，真正有效的还是靠政绩考核的指标进行引导，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经济不行的时候重经济，教育不行的时候重教育，社会公平不行的时候就重公平，只要真地有心去选拔人才，才会是从来不会缺的。
种世衡地位所限，不明白徐平为什么这么说，只好静静站在那里。
徐平道：“接下来的日子，你安排转运使的官吏，把今年京西路的钱粮统计出来。那些官吏再是学得不好，填填各种表格总是会吧。如果连表格都填不出来的，那就只好除名勒停。不好赶他们回家去，衙门里总还是要洒扫喂马的人，去做他们能干的吧。”
种世衡应诺，转运使司衙门本来就没多少人，这次不知有哪些要倒霉。
徐平又道：“这事情你抓紧时间做好，做得越详细越好。不要等到年底，最好是这一个月内就完成。——朝廷可能要派人下来，不到等人来了再做，那时就不好看了！”
只要有实打实的数据，徐平并不怕吕夷简压迫自己。宰相的权再大，还是远远大不过皇帝，怎么说还有皇宫里的赵祯支持徐平呢。不管朝廷派谁下来，徐平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政绩摆到明面上来，一切用事实说话，斗嘴总是自己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