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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接到曹云芳的电话时。正刚好入睡没多久，因为那边美国当地时间正好是凌晨了。一场美梦被人突然打醒，自然是没有什么好心情，也没看来电显示，直接接听，语气不善的说道：“喂，哪位？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了吗？”。
曹云芳刚刚打电话也没考虑美国的时差，被提醒后，才明白过来，连忙道歉：“真对不起，我忘了我们两地的时差了。那我等你那边白天的时候再大给你吧。”
文森特从口音中听出对方不是美国人，再听对方说两地有时差，连忙看了一下来电显示的号码，上面标注的是“long经纪人”，当下不由全身打了个激灵，整个人霎时清醒了，赶忙客气道：“没关系！没关系！不好意思，刚才我没看来电号码。请问你是long的经纪人曹女士吗？”。
曹云芳一听他突然便客气了，自然知道缘故，便笑着回答：“前段时间，我已经辞去long经纪人的职务了。不过在他没有找到新的经纪人之前，我目前还负责帮? 他打理一些外事。”
文森特见果然是long的经纪人，心下不由精神一振，在之前他们时代周刊连续三次向long提出了采访的邀请，但三次都遭到拒绝，本来他们已经死心了。但奈何他们时代周刊被誉为世界三最为权威和影响力的杂志，对于long这位今年开始的国际风云人物，却没有一份像样的报道和采访，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不满，近期更是出现了销量和订阅量下滑的趋势，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long歌迷，这让他们整个杂志社领导层很是头疼。尤其，这次因为东京百万long歌迷大游行之事，long再一次变成了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他们时代周刊杂志编辑部正琢磨着再向long发出采访的请求，而且准备直接组织团队开赴秀州，若是long答应的话自然是最好，不答应的话，也要采访陈锋身边相应的人，比如亲戚、同学、朋友等，如此也未失是一个好报道。
而这时候，没想到做为他经纪人的曹云芳先一步的向他这位主编打来电话了，尽管这电话来的不是时候。
“你好，曹女士，对你这次主动来电，我可是受宠若惊啊。”文森特更是打起精神。“请问，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
“不敢当。”曹云芳客气了一声，直入主题道，“是这样的，long现在决定接受你们时代周刊的采访，采访的主题是这次的北京申奥内容，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同意的话，你们最好两天内就去秀州对他进行采访。”
尽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可能，但亲耳听见曹云芳说出long愿意接受他们邀请的话，心中还是忍不住一阵狂喜，这下可以向总编辑交待了，而这个月的奖金和年底的红利也肯定是少不了。
“太好了！能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即使你打扰我一百次的好梦，我也愿意。”文森特很是开心的哈哈笑道。
“这么说，文森特先生，是答应了？”曹云芳询问道。
“答应！当然答应！”文森特忙不迭的说道，“我明天就率领我的团队赶赴你们中国秀州。”
“好，那就麻烦你们了。还有，我再次对打扰你的好梦道歉，祝好梦。晚安。再见！”
曹云芳客气的再次道歉后，就挂了电话。而文森特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后，就有些激动的要向总编报道，好在他快拨打电话的时候，才意识到现在是凌晨了。只好，耐着性子继续躺下，但也许有些太过兴奋了，翻来覆去的过了好久才睡去。…,
陈锋很快就收到了曹云芳打来的电话，告知时代周刊的记者将会很快赶来秀州采访他。
陈锋对这个采访是可有可无的，但时代周刊那边却是非常的重视。次日一大早就醒来的文森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上厕所，而是给他们的总编打电话，报告这一喜讯，时代周刊的总编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各部门主管开会，制定出了一份最为恰当的采访计划，同时调集各部门最精干的人员随行，组成有史以来最为精英的采访团队，比之当初采访美国新任总统布什时，更加的隆重和重视。
陈锋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他对时代周刊了解是有限的，只知道它在世界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之前实在是对这种采访不感兴趣，也有些腻烦。
这次为了应付时代周刊的采访，陈锋专门上网搜索了一下《时代》周刊的历史。
1923年美国人卢斯.亨利与哈登在纽约共同创办《时代周刊》；卢斯.亨利任发行人，哈登任总编辑，《时代》是美国第一份用叙述体报道时事，打破报纸、广播对新闻垄断的大众性期刊。
卢斯.亨利善于利用历史资料和收集现实材料，使《时代》刊登的文章比报纸和广播更具有可读性。哈登独特的写作风格与活泼的版面编排也有助于《时代》很快成为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期刊之一。
1929年哈登去世。卢斯.亨利兼任总编辑后，开始出版《时代》周刊国外版。其后，以《时代》为核心。陆续出版了《幸福》、《生活》等著名期刊，组成了美国最大的出版托拉斯企业——时代出版公司。卢斯.亨利任公司各期刊总编辑。60年代，公司出版范围扩大到图书和其他出版物。并在几十个国家开设子公司。
他创办了美国最重要的三个杂志，《时代》、《财富》、《生活》，他创办并留下的时代公司现在也因“时代华纳”这个全球最大综合性媒体巨头而占据世界传媒的重要地位。
人们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亨利.卢斯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担任大使，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当国务卿。卢斯.亨利头上的称号包括“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人们甚至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卢斯.亨利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7个人之一。卢斯的“美国世纪”观点最后为美国强硬派人物福斯特.杜勒斯所接受和继承，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所以历史上有人不得不说20世纪年代被证明了是“卢斯的十年”。
1964年卢斯.亨利引退，改任时代出版公司编委会主席。他善于辞令，政治上保守。在世期间，对共和党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是美国出版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而不得不提的是卢斯.亨利的“中国情怀”。
1897年卢斯.亨利的父母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卢斯.亨利就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据微软的大百科全书记载，卢斯.亨利于1898年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并在中国山东小城登州度过了14岁之前的岁月，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秦.卢斯。就是这个“传教士的后代”，在回到美国后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传媒帝王”。也有人说。即使是如今执全球传媒牛耳的默多克和他当年的影响力相比，也有点小巫见大巫。…,
1923年，亨利创办了time(《时代周刊》)杂志，他开创了周刊概念媒体形式的先河。这种新形式的杂志，因内容的丰富性、和及时的新闻性受到大众的好评。此后的几年他还相继创办了好几家杂志，这就是后来的fortune(《财富》1930年)、life(《生活》1936年)、sports(《体育》1954 年)等，而《生活》杂志是当时第一份着重新闻和图片报道的杂志。(细心的中国读者可以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对《生活》明显的模仿痕迹。)
《财富》周刊的创刊号在1930年的2月摆上了零售商的货架，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人说，卢斯.亨利创办《财富》杂志，正处在一个不幸运的时代(fortune，又译幸运)。对指责与嘲讽。卢斯.亨利不为所动，他认为“1930年，意味着一个新十年的开始”，卢斯.亨利决心的已定。
1930年2月，第一期《财富》杂志与大众见面，3万份近2百页光艳浮华的创刊号照亮了卢斯.亨利未来的豪情壮志。在卢斯.亨利眼里，那些在华尔街趾高气扬的商人们既没有什么教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良知；那些拥有mba学位的名校毕业生、与经济专栏评论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饭桶，亨利.卢斯此时要的是那些能写一些噱头十足的文章的人。于是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亨利.卢斯的专宠。“傲慢、尖刻、与捕风捉影”成了一时的文风。
亨利.卢斯要做的就是将那些艰难时代垂头丧气的企业家们从办公室里拖到大众面前，而当大众也渐渐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指日可待时，揭露丑闻与批评性文章也成了亨利.卢斯的秘密武器。亨利.卢斯的杂志不论是在对胡佛当局、还是罗斯福政府的批评报道中总能游刃有余。到1937年时，《财富》的发行量已超过46万份，作为华尔街的必读刊物，《财富》成为世界经济报道期刊中当之无愧的市场领导者。
亨利.卢斯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有人说，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杂志新闻事业的。这个“偏执狂”首创新闻杂志的形式，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30岁成为美国百万富翁，进入上流社会。美国杂志品牌的经营与延伸，对创意的推崇，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等杂志经营理念都是从他而始的。他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这一公司的主体后来辗转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顶梁柱，亨利.卢斯在世的几十年一直担负主要创造者的角色。教育家和宣传家、传教士和新闻人、好奇心和思想观念，这么多的矛盾在他身上一直纠葛不清。
是他把新闻的定义扩充到美国无数报刊杂志主编的身上，是他教育了老牌报纸如何去采访，如何去发掘新闻制作的广阔天地。但是他所喜欢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所看重的不是业主这个身份，而是总编这个职位。
在他出来混迹新闻界之前，新闻就是政治斗争和案例分析，卢斯将新闻拓展到了社会的细枝末节——医药、法律、音乐、书籍。而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卢斯还热心于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他的杂志为共和党影响全国选民。从1940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一厢情愿的忠实喉舌。…,
卢斯不仅是个传教士的儿子，而且是个虔诚的清教徒，既追求财富，又讲求责任这一美国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典型地显现出来。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灵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灵的感召。他无休止地强调新闻应教育大众，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称自己的杂志是美国既成体制的代表。
尽管后来上了耶鲁大学，进入了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了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1941年2月他写下《美国世纪》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卢斯告诉他的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新闻思想和观点。卢斯首创“群体新闻学”，在他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整个《时代》周刊是一台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巨大机器。
卢斯公开宣称其发行的杂志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了极大的攻击。但是卢斯不在乎。他说：“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卢斯首先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周刊是编辑的天下。人们还告诉他他无权将《时代》周刊称为“新闻周刊”，理由是杂志充满了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偏执的卢斯回答：“因为我萌发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也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编，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都全权负责，掌控一切，谁也不能染指。一次，卢斯的一名高级记者曼宁焦躁不安想辞职，卢斯亲自飞到欧洲和他会面，劝他改变主意。会面后，爱才如命的卢斯彻底丧气，因为曼宁想当他这个角色。对于卢斯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来说，《纽约时报》主编的变更，连精明的读者也察觉不到，因为这样的大报，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鲜为人知。《时代》则不同，《时代》是编辑的杂志，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在周刊内部，主编支配高级编辑，高级编辑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记者，主编是凌驾一切之上的。
卢斯手下的记者被新闻历史学家称为“双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寻找事实真相，来佐证这个世界的变动；另一方面则与编辑部进行不断地斗争，寻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现。卢斯道地的记者好奇心和纯粹的传教士的个性分裂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严峻考验，而牺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记者的白修德。
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因为他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激情、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卢斯发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白修德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1942年卢斯曾有中国之行，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深厚情谊，随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44年，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发出抗议。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发不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卢斯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得白修德伤透了心。其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
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是对的，而卢斯错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亨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在中国的童年过得艰辛无比，成年后他总是回忆起作为传教士儿子的悲惨之处。中国养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1930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反共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
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民主”。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其实，早在1927 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1932年，亨利.卢斯时隔20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速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亨利.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亨利.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亨利.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国民党腐败不堪、溃不成军，以及共产党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亨利.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时，亨利.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亨利.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反共心态的亨利.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览历史，影响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对卢斯在中国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卫.哈伯斯塔姆这样锋利的批评家,都只能把罪恶归咎给卢斯,是它接着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
《时代》的反华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8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频频采访中国各界的社会精英，让其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尤其是去年底横空出世的中国传奇少年的long，其在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时代》尽管被拒绝了三次，但是long情结，或者说中国情结，却还是依旧。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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