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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商毅来说，信不信教都无所谓，就是真的接受了洗礼，也并不表示他就会把天主教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其实大多数信奉了天主教、并接受了洗礼的明朝官员基本都抱以着这种想法。
商毅的目地只是拉陇这伙洋和尚，毕竟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他们掌握着欧州较为先进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商毅所需要的。同时也是中西方进行沟通的最佳途径，中国想要改变另一时空里近代的悲惨苦难，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强和西方的交流，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否则就算自己能够改变满清入主中国的结局，但按明朝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两百年后中国的结局未必能好到那里去。从本质来说，明朝和清朝没有太大的区别，就算有些地方会好一点，不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己。商毅不相信，在没有外力的干涉下，中国能够自行发展到近代、现代社会。
当然在目前来说，商毅还用不上这一点，并不妨碍他预先作一些准备。永远都不要等到要吃果子的时候，才开始想起来栽树，这个道理商毅还是明白的。
不过上赶的不是买卖，既然是洋和尚上有求于自己，自然也要繃着一点，现在不答应，但又不让洋和尚们完全失去希望，等到条件合适的时候在出手，尽可能卖一个好价钱。
同时商毅也并不担心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下去之后，在未来会发展到影响朝廷决策的庞大势力。因为且不说在另一时空里，在西方列强的巨舰重炮开路下，天主教都没能统治得了中国人的思想，更何况这时的天主教本身以经在欧州以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且中国本身还有佛教和道教这两大宗教存在，在这种宗教市场几乎以经饱和的状态下，天主教想在中国站稳脚跟，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根本就做不到。更匆论是介入政治领域了。而等到几百年之后，世界都以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一个沒落了的天主教，还能翻得起多大的浪花来。
但对汤若望的问题，商毅也不能不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道：“神父了解我国的情况吧，应该知道我国有不少住在家里的佛教信徒。”
汤若望怔了一怔，但马上明白过来。道：“将军是说的居士吗？”
由于受利玛窦神父“合儒超儒”传教策略的影响，汤若望和同伴刚到中国时，不仅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甚至会入乡随俗，脱下教袍，换上僧服，住进中式房屋，以增加中国人的认同感，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
研究中国文化，自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佛教，这几乎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潜在对手。汤若望当然知道，想要成为佛教徒，同样要经历过一番类似洗礼的仪式。但按佛教的理论，只要是心里有佛，无论是否在庙宇中生活，无论是否接受过洗礼仪式，似乎都能够成佛，既得到佛教的认可。因此在中国有一种教名叫居士的人，大多都是官员，文人、士大夫，他们平时的生活与正常无异，可以不受任何佛教律条的约束，但依然可以被视为佛教徒，另一种形式的佛教徒。
尽管为了多发展信徒，天主教会放宽了许多限制，只要是接受了洗礼，就允许教民信奉其他宗教，可以在教堂里举行祭天、祭祖、甚致拜孔子的仪式。但汤若望还是不能理解佛教中的这一规定，接受洗礼，是天主教徒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连洗礼都不接受，还能称得什么信仰吗？要这样的教徒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也百思不解。
但听商毅这么一说，汤若望立刻醒悟了过来，不得不承认，佛教的这一手确实十分高明。任何一种宗教，对信教的人都有一些教规限制，尽管天主教对这些教规的执行十分宽松，基本是睁一眼闭一眼，但和佛教的这种制度比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对于居士而言，只用在家里念几句经就够了，同时依然可以享受世俗的一切生活，还不违返教义，猫照吃鱼、狗照吃肉，奥特曼照打小怪兽，而且死后照样能升入天国——成佛。
说白了就是让你先免费注册，然后再慢慢发展VIP会员。这样的好事自然谁都愿意干了。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算坚定，但至少在无形中为佛教又增加了一大批信徒，形成了庞大的信徒基数。而有了这个基数，自然可以再从其中发展信仰坚定而纯洁的信徒了。同时也使佛教在中国久盛难衰，尽管中国出过几位禁止佛教的皇帝，但依然无完全禁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想到这里，汤若望也有些兴奋，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在中国传教的新路。但转念一想，不禁又有些泄气了。且不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就是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的现任会长龙华民神父，恐怕也是不会同意的。
和前任利玛窦相比，现任的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神父的宗教情绪更为狂热，而且传教思想也更为激进，他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才导致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因此在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开始改变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信仰其他宗教，在教堂从事与天主教无关的活动。
可惜中国不是美州大陆，也不是马尼拉，更不是另一时空的晚淸时代，天主教这样的做法，只能激起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结果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酿成“南京教案”，使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度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同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三次上疏参劾耶稣会士图谋不轨，未得获准。8月底，他交结其他官员，逮捕并关押传教士、教徒，掀起反教会运动。
要不是当时后金兴起，明朝还需要这伙传教士帮助铸造火炮，而且又多亏了徐光启等人上书，极力分辩，万历皇帝才撤除禁令，传教士才得以继续传教。但传教事业却大受打击，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也没有恢复到利玛窦开创的局面。这也时汤若望看重商毅的缘因，他现在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找到第二个徐光启。
虽然“南京教案”发生之后，龙华民被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在本质上，他还是不赞这些不纯正的传教方式。不过汤若望的宗教信仰并不少于龙华民，但在变通方面却比龙华民强了许多，同时他在明朝的影响力以经远远高过了龙华民，因此完全可以绕开龙华民，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传教。用中国话，这就叫做“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
想通了这一点，汤若望对商毅道：“那么，商将军，既然您愿意为我们的传教事业提供帮助，那么需要我们为您做些什么？”
商毅一听，也不禁好笑，汤若望在中国呆久了，也学着上道了，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
不过话挑明了就好办了，在“无利不起早”这一点上，老外确实比中国人实在，明码实价，决不遮遮掩掩，那怕是洋和尚也不列外。因此两人经过一番协商之后，马上就达成了几点协议：
一、商毅将在自己的管辖区和职权范围内，为传教士传教尽可能提供一切的有利条件，并划定修筑教堂的地区给传教士，可以随着管辖区的改变，而享受同样的条件。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商毅不进行干涉，但必须尊守商毅本人的命令，同时有义务配合商毅来应付朝廷的法令。
二、允许传教士在商毅管辖区的公开场合內传教，但不经商毅允许，传教士不得在官府、军队、学堂（传教士自办除外）等地区及周边三百米的范围传教。同时也不得强迫居民信教，与其他宗教发生冲突时，交由官府处置，不得私下以暴力行为结决。
三、传教士有义务向商毅管辖区的各种学院的学生、士兵、工人教授指定的知识，帮助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并且帮助商毅收集翻译指定的书籍，到澳门、马尼拉等地雇佣所需的欧州技术工人，及完成商毅指令完成的其他任务，但不得在此其间趁机传教，拉陇教徒。
四、商毅会视传教士完成工作的大小，给予传教士合理的报酬。但报酬的支付形式，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表示，在事先由双方协商而定。
五、如果传教士在商毅管辖区在违法行为，商毅将有权根据［大明例律］，对传教士实行处罚，教会无权干涉。
五条协议是商毅经过细仔的思考后拟定出来，基本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汤若望也不可能要求过高，就是龙华民看了，也提不出其他的异议来。只是加上一条，在商毅的管辖区，禁止除天主教耶稣教会以外的其他教会传教，而且将随着商毅管辖区的改变，依然生效。
因为天主教内部也分了许多大小教会，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其本都是耶稣教会，但在东南亚一些地方，也有其他教会。汤若望显然不希望其他教会来中国分一杯羹。
商毅听了，也不禁道：“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瑚的地方就会有斗争’说得真是一点也没错。”
汤若望怔了一怔，也有些尴尬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