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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文物开始南迁,20位位故宫人匆匆告别家人,跟车出发。
没有人料到,他们开启的,将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远行。
国宝南下,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运,通过重要关口时,火车内熄灯。特殊路段,均有武装马队在专列两侧追随守护。
如此这般,所经之地依然有日军、土匪、军阀的埋伏,地方政府与之开火,得以护下文物。
同年,因为派系之争,易培基被冤枉被迫辞职,马衡出任故宫新任院长(马衡是好人。)
1935年,马衡带领专家精选了80箱文物参加英国举报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三个月的展期,吸引了42万观众,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带着王后一起欣赏这些来自古老东方的文物。
伦敦展览期间,故宫选址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
1936年底,库房建成,为钢骨水泥结构,共三层四库,还安装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钟”。
不久,出国文物和其余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都运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宫,长达4年的国宝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轰炸长沙,南京告急,刚刚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机!
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开始打包,启动迁移计划,把文物分北、中、南三路迁入西南大后方,也做好了最坏打算。
他们知道,这是比南迁更困难、更漫长的任务。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迁,就是十年。
文物走到哪儿,日军炸到哪。
在马衡的指挥下,南路文物最先出发,这批文物包括曾赴伦敦参展的那80箱精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十分珍贵。
它们被带到长沙,存放于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然而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
所幸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已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
相比中路,南路的凶险只是小巫见大巫。
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员终于打包好近万只箱子。
但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边,城内一片混乱。
在南京沦陷的最后时刻,负责人之一杭立武通过各种关系找来了一艘英国轮船。
启程时,英商因为害怕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决定上船跟到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说一声。
许多押船的故宫人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因为没时间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折扇就出门,还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张方桌登船离开。
这批文物离开5天后,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许多道别成了永别……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万箱文物历时5个多月,秘密逆长江而上,抵达重庆。
1939年春天,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