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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杨行密如今才五十来岁，对于一个创业之君而言，应该算是“正当年”，但多年的征战和劳心劳力让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近来的数次叛乱事件，更使他在心痛之下越发憔悴，选定继承人之事变得日益紧急起来。
历史上，杨行密的英年早逝，是杨吴政权的一场地震，而杨渥以初字之龄即位，更加剧了那次危机。事实证明杨渥不是一个好“领导”，这一点杨行密未必不清楚，但留给他的选择毕竟太少，主少国疑，杨渥已然是他当时最年长的儿子了。有时候杨行密经常在想，如果潞儿是男儿，该有多好？以她的智慧和手腕，继承自己一手开创的基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杨行密担心继承人问题的同时，李曜正在从水路返回长安的途中。朱温虽然听从葛从周的建议迅速在郓州西面铁索拦江试图截断李曜的归路，但他毕竟小看了李曜指挥运动战的能力。在得到王师范全力供应后勤的帮助下，李曜再次上演了一出类似四渡赤水的好戏，轻松绕过从汴州开来拦截蒲军的汴军围堵，转到濮州附近登船，微笑挥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东平王，胜利回师。
虽说这次“神兵天降”的计划，基本目标算是达成，但其中瑕疵也着实不少，按照李曜自己的标准来看，此次行动也许只能打六十分。未曾帮王师范击败杨师厚，尽量打击朱温的有生力量是一方面，没有夺下郓州交给王师范以平衡他和朱温的力量是其二，而未曾将杨行密深深拖进对朱温的拉锯战中，则是更大的失误。
如果说前两个目标未曾达成，有着不小的运气因素，也许怪不得他失算的话，这第三个失误的引起，却免不了有算计未曾到位的原因了——他光记得杨行密死于公元905年左右，却忘了杨行密毕竟不是突然暴毙，而是病死。这说明杨行密在死前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但正是这一点忽略，使得这次出兵出现一个大的漏洞，让整个拖疲朱温的计划黯然失色了许多。
按照李曜原先的计划，在这次出兵之后要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首先，要让王师范控制淄青及兖郓，实力不降反增，成为朱温背后的一把尖刀，让朱温既无法将其吃下，又无法对外用兵。
其次，使杨行密出兵彭城并与朱温在这彭城一线形成拉锯战，双方均在此消耗实力，却谁也奈何不得谁。
最后，在朱温力量削弱且无力对外举兵之时，策动刘仁恭反叛，南下对付王镕，于是河中或者河东方面则出兵收复泽潞、邢洺，乃至更进一步直接连魏博也端掉，彻底断了朱温再次北上的桥头堡，从而对朱温三面包夹，死死将他钳制在中原腹心这一亩三分地里。
虽说即便达成这一目标之后，维持这种局面也需要十分高明的手段，但那总比连目标都无法达成要好。而眼下，由于葛从周的铁索拦江之计，李曜不得不提前返回，结果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后续布局几乎全部未曾完成。这就让李曜不得不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尽量往此前的目标上推进。
王师范那边，可以从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实力，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输血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压力不算太大。
刘仁恭那边也不是问题，只要朱温被钳制住，说动他出兵攻打王处直或者王镕，那都不是事，此人狼子野心，又一贯自大、贪婪，一旦没有朱温这个威胁，甚至不用策动，他自己也会去。
那么难点还是在于钳制朱温——王师范如今实力有限，就算给他输血，他也不足以单独抗衡朱温，而李曜很清楚，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办，此时绝不会兵出潼关来跟朱温在中原死磕。此次“神兵天降”，蒲军号称十万，实际上也只有半数罢了，这也是为何李曜先打葛从周，再去找杨师厚的原因之一。葛从周兵力比杨师厚少，先打弱敌这种战术原则李曜岂能弄错？而打完葛从周之后再去找杨师厚，王师范就能配合作战，这时又是一次以多打少，正符合后世毛太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既然如此，则让杨行密出兵争夺彭城仍然是必须做到的，关键是怎么做。
眼下的局面是杨行密已然卧病，而杨渥年幼，在淮南集团内威望和人脉都十分欠缺。要在这种情况下说动杨行密，似乎很难……
不过，李曜毕竟是李曜，难，不代表没有办法。想办法有一个原则或者说先决条件：弄清目标的真实情况。
他首先回忆了一下原先的历史。历史上，随著藩镇割据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各地豪强和藩镇流亡军人纷纷攫取地方权力。在南方，也形成了十数个以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为权力继承模式的政权。身为庐州豪强的杨行密，在取得了淮南节度使的职位后，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以自己的子嗣为首先考虑物件。然而，当杨行密于天佑二年去世时，年仅54岁（虚岁，下同），尚未步入老年阶段；其长子杨渥却只有20岁。以20岁未经战阵之青年识见，继承54岁饱经烽火洗礼之盛年的遗产，杨渥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幸，杨行密已经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对在能力上尚未成熟的长子进行培养；二是对藩镇内部僚属的人心进行笼络。就第一点来说，杨行密对杨渥的培养，从让他独当一面开始。天佑元年八月，“宣州观察使台蒙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此年杨渥19岁，杨行密不派遣其他得力的将领，却让自己长子继任宣州观察使，无疑想对其进行培养。宣州是唐朝宣歙道观察使的治所，当年杨行密便是在这里积蓄力量一举消灭孙儒势力，从而乘胜进入扬州。如此看来，杨行密的预期目的很明显。第二点体现在杨行密去世前对继承人的安排问题正式提上了议程，并询问亲近人员对择嗣问题的看法：
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憃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谗，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余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性格憃直的节度判官周隐，对于品行不端的杨渥能否胜任节度使的位置是怀疑的，因此他推荐宿将刘威。但作为左、右牙指挥使的张颢、徐温，由于控制了当时各个藩镇中通常是处于左右权力地位的牙军力量，且迎合了杨行密希望立长子的意愿，最终使得杨渥能够顺利继承权位。于是，天佑二年十月十六日，杨渥自宣州抵达扬州，“（杨）行密承制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节度留后”。杨行密死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宣谕使李俨的主持下，“承制授（杨）渥兼侍中、淮南节度副大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封弘农郡王”。
杨渥看似顺利地继承了其父亲的权力，但张颢、徐温以其所拥有的牙军掌握了废置的权力。故杨渥不得不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原来在宣州的势力，以巩固地位。史载：（杨）渥之入也，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王）茂章惜而不与，渥怒，命李简以兵五千围之，茂章奔于钱塘。
在李曜看来，这一事件中包含了两件事：一是杨渥向继掌宣州的王茂章求取旧物，并在王茂章的拒绝后，发兵攻之；二是在李简前往宣州之后，王茂章乾脆逃奔钱塘，去投靠当时的吴越王钱鏐。如此，杨渥从一上任就让吴人失望了。此事的结果，重要的并非杨渥最终是否拿回了原来的旧物，而是他失去了一员甚至为北方的朱温所赞许的大将。另外，在与吴越国中段边疆问题上的较量之失利，也事关国运。杨渥巩固权力的第二步是主动开疆拓土，以显示自己的武功不比其父亲差。而江西观察使钟传的死，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在继承权问题上的争执，恰好给了杨渥一个机会。史载：天佑三年四月，江西钟传卒，其子匡时代立，传养子延规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时。渥遣秦裴率兵攻之。
秦裴是杨行密时期的宿将，虽曾在光化元年与吴越国的交手中有上佳表现，但从未作为统帅独当一面。为了增加秦裴的实力，杨渥以原来在宣州时的心腹作为辅助。当然，最终洪州的攻克跟秦裴本身的智勇也是分不开的。李曜还注意到，在诸多叙述秦裴攻克江西洪州的史料中，并未直接提及杨渥的心腹。当杨渥被张颢、徐温排挤之时，才因为其心腹在秦裴帐下被张、徐的使者给杀害而提及。
李曜隐约记得《资治通鉴》里有过一条记载：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璠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从秦裴击江西，因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佑往诛之。
此处据司马光的看法，似乎是张颢、徐温为了除去杨渥的心腹而让三将随秦裴进攻江西。不过李曜觉得，与其说张、徐排挤三将，倒不如说杨渥主动让三将跟随秦裴出征，这样既可以腹心的身份增强君威，又可与前线随时保持联系。最重要的是，让原本一直待在宣州没有实战经历的三将磨练一下，为以后增强自身政治势力做准备。当然，三将最终被杀的命运，并非杨渥所能预见。对于杨渥能够顺利除去王茂章，并促使秦裴与三将合作最终攻下洪州的能力，似乎还可以从一些事实中得到答案。
首先是对当初在杨行密面前贬低自己举荐他人的判官周隐的报复。《新唐书》里说：“渥召周隐曰：‘君尝以孤为不可嗣，何也？’隐不对，遂杀之。”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杨渥即使想随便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周隐是杨行密时期的老臣。
其次，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九国志》里说：“渥既嗣位，愤大臣擅权，政非己出，乃置东院马军，置立亲信，以为心腹。”这里的“东院马军”，明显是另一支牙军，以对抗张颢、徐温的左、右牙军。正是在这支牙军的辅助下，杨渥才得以恣其所欲。所谓“景王所为不道，居父丧中，掘地为室，以作音乐。夜然烛击球，烛大者十围，一烛之费数万。或单马出游，从者不知所诣，奔走道路。”
不过杨渥在其任内的行为，与其说是为了攫取权力，不如说是自掘坟墓。对国内宿将的过分打压，不仅造成了一些重要将领的出走邻邦，也加速了反对派势力的增长。对于前者，除了王茂章奔吴越国以外，还有吕师周奔楚国。对于后者，则是张颢、徐温最后的发难。
杨行密时代，由于左、右牙建立不久，其权力也来源于君主，故而不可能对政事进行干涉。比如在杨行密预立杨渥的过程中，张颢和徐温与周隐形成反对意见，支持立杨渥为嗣，只是说明左、右牙对于迎合杨行密意愿的成功，以及坚定了杨行密立杨渥为嗣的信心。而到了杨渥时期，由于杨渥对左、右牙的排挤，甚至建立东院马军以制约之，张颢和徐温出于自身前途的考虑，才开始利用左、右牙进行自保，左、右牙也因此显示出了重要性。
《资治通鉴》里记载：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曰：“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二人惧。渥选壮士，号“东院马军”，广署亲信为将吏；所署者恃势骄横，陵蔑勋旧。颢、温潜谋作乱。这是张、徐二人有谋反之心的开始。但是，身为左、右牙指挥使，若能如意地指挥牙军为己所用，才能显示出权力的好处。杨渥在扩大自身权力过程中的一个错误决定，恰好给张颢、徐温提供了一个机会：渥父行密之世，有亲军数千营于牙城之内，渥迁出于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这个举动无疑是给张颢、徐温以方便，胡三省注曰“史言杨渥自去其爪牙”，便是指此。
在张、徐二人泣谏的过程中，杨渥说“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这句话一方面是杨渥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因为已经用诸多扩张自身权力的事实证明了他可以有所为；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张颢、徐温真实动机。如此，不仅在指挥牙军时方便许多，由于没有了心理障碍，张颢、徐温更是要加紧行动。张、徐二人想要弑君，是需要正当理由的，而杨渥本人行为不端，正好给以口实。这不仅是绝好的机会，也让他们放心后世史家不会因此而污蔑他们，反而认为是清君侧。于是，天佑四年正月，二人从诛杀杨渥亲信、心腹开始：秦裴下豫章，时宋思勍、范师从、陈鐇以兵戍之。鐇等皆渥之腹心也，张颢忌焉，令佑以渥命往诛之……三校入见佑，皆色变。俄而酒三行，佑数其罪，悉叱而斩之以归。
当初出于培养目的被派往江西跟随秦裴出征的三将，最终成为了张颢、徐温的刀下鬼。而杨渥身边的亲信日子也不好过：景王（杨渥）晨兴视事，（张）颢拥百余人，持长刀直进。景王惊曰：“尔等果杀我耶？”颢曰：“非敢杀王，杀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杀数十人而止。诸将非其党者，相次被诛。
另外，此年六月，由于吴**队在浏阳口败于楚国，不仅丧失了两位优秀的将领，更让张颢、徐温抓住藉口，诛杀了杨渥的另一亲信许玄膺。至此，杨渥的主要亲信已经基本被诛杀完毕，那么离杨渥自己的大限之期也就不远了。天佑五年五月“戊寅，颢遣其党纪详等弑王于寝室，诈云暴薨”。从最初的出镇宣州，到储位不稳，然后顺利继任，在极力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却最终命丧黄泉。杨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成熟，更因此而过早地失去了性命。杨渥所面对的，是两位比他年长一辈的宿将，对此“历史”的分析，让李曜忽然想起个问题来：不知道“历史”里究竟有没有杨潞存在，如果有，以她的智慧能力，为何没有在如此大事中给予其弟弟杨渥足够的帮助？
当然，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对于目前的李曜而言，关键问题不在于杨吴政权会不会换主人——这事轮不到他担心——而是如何把淮南拖下水，让淮南来和朱温纠缠。
这必然是很困难的，因为淮南与王师范不同。王师范的地盘除了靠海的部分之外，全部与朱温辖区相邻——换句话说就是被朱温包围着。因此王师范与朱温一旦交恶，那就是要么战争要么投降，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而杨行密的淮南则大不相同。首先，淮南的实力比淄青要强，朱温对淮南不是没有野心，但清口一战，朱温损兵折将，试探着伸出的魔爪被一刀剁掉，着实让他心疼了很久。此后虽然也有几次小动作，其实本质上是以攻代守；其次，杨行密的地理环境决定他不一定非要与朱温争个你死我活，他完全可以先向西、南发展，待到实力壮大时机成熟，在北上争霸不迟。
随着楼船坐舰轻微的起伏，李曜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
李巨川跟随李曜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凭借与李袭吉完全不同的风格和其更加狠辣的风格，如今也已经成为李曜的亲信谋士，此次出征也正是他这一类谋士发挥的良机，因此陪在李曜身边的时间比李袭吉还多，此刻也正在李曜的“旗舰指挥室”内。
他见李曜陷入思考，心中也暗自揣摩——待会儿右相定然有话问我，会问什么？我该如何作答？
果然，没过多久，李曜忽然问道：“下己，你说……本相若封杨渥为武宁节度使，领徐、泗、濠、宿四州十六县，吴王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为此发兵北上，不拿下徐泗，誓不罢休？”
李巨川微微有些意外，下意识道：“武宁节度使？感化军如今在朱温手中……嗯？”他说到此处，忽然醒悟过来：“右相是要行二虎竞食之策，以徐泗一镇，引杨行密与朱温争斗不休？”
李曜微微点头。
李巨川略微沉吟，道：“当初曹操也曾用此计因吕布、刘备相争……”忽然闭嘴，暗道：“糟糕，我怎的如此大意，拿曹操去比右相！”要知道，在此时的主流观念中，曹操可是权臣甚至篡臣，名声大大的不妙，所以经常有人一骂欲意篡位的臣子就说“操莽之辈”，由此可见一斑。
谁知李曜对这一比如毫不计较，反倒笑了笑：“曹孟德这一计成了，本相这一计可未必能成。而且最难确定的是，万一吴王与王师范联手之后真将朱温击败，然后占了徐泗要地，会不会野心遂起，进而攻略中原，反成大害？”
李巨川想了想，微微摇头，道：“右相有此担心并不奇怪，但仆以为，自东南发起的北伐，自古成功者极少，听闻吴王如今已然卧病，他麾下大将也逐渐凋零，北伐中原怕是难度不小，胜率不高。再者，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李曜倒是配合得很，问道：“什么前提？”
李巨川道：“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此二者为基础。此乃江淮防御之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之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之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之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之山河形势则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他见李曜静静听着，不插一言，心中也未曾放松，因为他已经知道李曜的习惯是：定计之前广听建议，一旦定计，再无更改。于是又道：“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或许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是真正的文人士大夫，读史比李曜仔细许多，一举例就是滔滔不绝：“如祖逖北伐时，争于中原，而中原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之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
“你是说，由南伐北，险于中原则必败？”李曜反问了一句。他对刚才李巨川所举例子都不太熟，但他倒是记得南宋时的北伐。当时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这么看起来，主力陷于河南，似乎真的很难取胜？
李巨川并未直接回答这一问，只道：“方才所言这些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临战指挥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势缺乏整体经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右相所说，这些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中原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最为典型。这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势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李曜对刘宋时期的历史知之甚少，他倒是觉得南宋的北伐非常典型，不过作为历史爱好者，李巨川这种级别的智囊做大局分析，他倒也是挺愿意听一听的，当下示意李巨川详细道来。
李巨川微微躬身领命，道：“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和元嘉二十七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很可惜，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指挥有误。不过右相是兵法大家，仆岂敢班门弄斧？仆只是以为，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颇有问题。”
李曜心道：“这你可真是高看我了，我连刘义隆这个名字也只是‘似有耳闻’，至于他是怎么‘指挥有误’的，那可是当真不知道。”不过这话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没必要犯傻说出来，再说……说出来只怕李巨川也未必相信。
李巨川见李曜没有表示，还以为他正听得认真，当下不敢大意，仔细为李曜分析道：“右相，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乃是中原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若是如右相今次这般，有着强大水军，那更是千里黄河处处可渡了！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一来，北魏以河东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
李曜听到此处忽然心中一动，暗道：“若是晋王不在，而我能想办法继承河东，再想办法得到河北，可也就跟北魏当年的形势差不多了。”
李巨川不知道李曜走神，仍在分析道：“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
“元嘉二十九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可见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中原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河东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仆以为，这恐怕才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李巨川说到此处微微一叹，才继续道：“刘家之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遂国力大损。”
他这么一说，李曜便有些惊讶，暗道：“如此说来，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了。”
当时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李曜有一个长处，就是比较会总结经验教训，他从李巨川刚才的分析联想到南宋，心中暗道：“看来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当时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然后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李曜由此对李巨川的军事分析能力又高看了一些，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与他听。
李巨川听完笑道：“仆也以为如此。其实依仆愚见，自东南发起之北伐，在布局上最能体现出对东南地势作整体经营的典型战例，乃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
李曜想了想，这段历史自己读过，可惜记得不甚清楚了，便问道：“怎么说？”
李巨川见他有兴趣，自然毫不藏私，道：“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处桥头堡。而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之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李巨川啧啧有声的赞道：“此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偌大地区，可谓成功。”
李巨川这一说，立刻让李曜想起了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那就是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
当时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北京），朱元璋却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刚才李巨川分析的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那么反过来看，朱元璋的北伐构想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最后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是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再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这盘大战略一旦分析清楚，李曜心中再无犹豫，朗声一笑：“山东现下，名为王郎之地，实如我盘中之餐；荆襄虽在吴王掌控，其北朱温却非无能之辈，绝非易与；而潼关更是我之门户，千军辟易、万夫莫开！左右两翼他都无法展开，本相纵是将徐泗送与他手，又何惧其北上与我争雄！”
当下吩咐身边的冯道：“可道，且替为师修书一封与王相公，便说……如此这般，立刻去办。”
冯道微微一笑：“老师放心，学生立刻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