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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下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继之而起的是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晁补之、周邦彦等元佑词人。他们的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在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
这一时期的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令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此外,晏几道和贺铸,虽然不属于苏门,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大晟词人群。虽然社交上分为两大群体,但词风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苏轼在柳永、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黄庭坚、晁补之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秦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晏几道承传五代“花间”传统,继续用小令开创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豪侠之气与绮,丽,柔情融为一体,周邦彦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而另开一派。这一时期,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时期,也是名家辈出的时期。
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后来的南宋词,即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黄庭坚论诗强调“以俗为雅”,论词也是雅俗并重。一方面,承认词是燕歌小词,而称赞晏几道词是“押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另一方面,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意中事”的言志之体,而赞美唐代张志和的《渔夫词》“雅有远韵”,苏轼《卜算子》词“语意高妙”,“无一点尘俗气”。因而他写词也是雅俗并存。
王灼曾说:“晁无咎,黄鲁直皆学苏东坡,韵致得七八。”黄庭坚的雅词,即是学苏所得。从词史流变的角度看,黄庭坚主要是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抒情自我化,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晚年两次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但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人生信念。《定风波》即表现出他虽遭贬谪却傲岸不屈,仍然潇洒俊逸的气度。在戎州贬所写的名篇《念奴娇》,意境高远,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精神。二是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词作大多数有题序,用以交代词作所写的具体时地和日常情,事,而且体现在词作的内容中。词中写了他的闲适与孤独:“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写了手足之情:“当年夜雨,头白相依无处去”,“阿连高秀,千万里来忠孝有”写了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态:“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一叶扁舟卷画帘。老妻学饮伴清淡”他在黔州、戎州、宜州贬所的“意中事”,写得更多更具体,完全可以依据词中所写的时、地和情,事予以编年。这与从前的词作没有具体背景的写法完全不同,从而继苏轼之后,给后来的南渡词人进一步将词贴近社会生活现实,提供了可仿效的范式。
黄庭坚今存192首词中,有三十多首燕词和俗词,论其源流,明显是从柳永词而来。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较早受知于苏轼,21岁时,在杭洲作《七述》以拜见东坡,东坡先欲有所赋,及见晁作,极口称扬,晁因此而着名。
苏轼曾多次表述有关词的理论见解,晁补之受其启发,撰有一本词话着作《骫骳说》。他对当时词人词作的评论,比较公允全面。时人多责难柳词“俗”,他却指出柳词也有雅而不减唐人的一面,针对东坡词“多音律不谐”之讥,他认为东坡是“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的缚不住者”,从而肯定了苏词的革新意义,为后来学苏者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前杨绘的词话着作《本事曲》,偏重于记本事,而晁补之的词话则着重词艺,开创了词话的新体式,推动了词学理论的发展。
晁补之在理论上认同苏词的革新,创作实践上也步趋其后,又由于像苏轼一样历经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因而词中颇多人生的不平和失意的苦闷,如:“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其词最突出的主题是吟咏隐逸,自抒被迫隐后的心境。代表作是广为传诵的《摸鱼儿》,词中景物描写清新旷阔,安然自适的心境中又饱含着“儒冠曾把身误”的愤激不平,此词为后来隐逸词的创作提供了典范,辛弃疾的《沁园春》即承其波澜。
晁词的风格有豪健的一面,如写“解弯弓掠地”的将军和“青云少年,燕赵豪俊”自不必说,即使是咏梅花,也写得劲气凛然: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
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盐角儿》
骨气端详的梅花无疑是词人隐居时自我人格的写照和象征。
黄庭坚和晁补之的成就不如同门的秦观,但在当时人们纷纷指责苏轼革新词体之际,他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给苏轼以有力的支持,壮大了苏词的声势,对词的革新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