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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冬心

    召应博学鸿词杭郡金农字寿门别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龙梭仙客、苏伐罗吉苏伐罗,早上起来觉得很无聊。

    他刚从杭州扫墓回来。给祖坟加了加土,吩咐族侄把聚族而居的老宅子修理修理,花了一笔钱。杭州官员馈赠的程仪殊不丰厚,倒是送了不少花雕和莼菜,坛坛罐罐,装了半船。装莼菜的瓷罐子里多一半是西湖水。我能够老是饮花雕酒喝莼菜汤过日脚么?开玩笑!

    他是昨天日落酉时回扬州的。刚一进门,洗了脸,给他装裱字画、收拾图书的陈聋子就告诉他:袁子才把十张灯退回来了。是托李馥馨茶叶庄的船带回来的。附有一封信。另外还有十套《随园诗话》。金冬心当时哼了一声。

    去年秋后,来求冬心先生写字画画的不多,他又买了两块大砚台,一块红丝碧端,一块蕉叶白,手头就有些紧。进了腊月,他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叫陈聋子用乌木做了十张方灯的架子,四面由他自己书画。自以为这主意很别致。他知道他的字画在扬州实在不大卖得动了,——太多了,几乎家家都有。过了正月初六,就叫陈聋子搭了李馥馨的船到南京找袁子才,托他代卖。凭子才的面子,他在南京的交往,估计不难推销出去。他希望一张卖五十两。少说,也能卖二十两。不说别的,单是乌木灯架,也值个三两二两的。那么,不无小补。

    袁子才在小仓山房接见了陈聋子,很殷勤地询问了冬心先生的起居,最近又有什么轰动一时的诗文,说:“灯是好灯!诗、书、画,可称三绝。先放在我这里吧。”

    金冬心原以为过了元宵,袁子才就会兑了银子来。不想过了清明,还没有消息。

    现在,退回来了!

    袁枚的信写得很有风致:“……金陵人只解吃鸭?,光天白日,尚无目识字画,安能于灯光烛影中别其媸妍耶?……”

    这个老奸巨猾!不帮我卖灯,倒给我弄来十部《诗话》,让我替他向扬州的鹾贾打秋风!——俗!

    晚上吃了一碗鸡丝面,早早就睡了。

    今天一起来,很无聊。

    喝了几杯苏州新到的碧螺春,念了两遍《金刚经》,趿着鞋,到小花圃里看了看。宝珠山茶开得正好,含笑也都有了骨朵了。然而提不起多大兴致。他惦记着那十盆兰花。他去杭州之前,瞿家花园新从福建运到十盆素心兰。那样大的一盆,每盆不愁有百十个箭子!索价五两一盆,不贵!要是袁子才替他把灯卖出去,这十盆建兰就会摆在他的小花圃苇棚下的石条上。这样的兰花,除了冬心先生,谁配?然而……

    他踱回书斋里,把袁枚的信摊开又看了一遍,觉得袁枚的字很讨厌,而且从字里行间嚼出一点挖苦的意味。他想起陈聋子描绘的随园:有几棵柳树,几块石头,有一个半干的水池子,池子边种了十来棵木芙蓉,到处是草,草里有蜈蚣……这样一个破园子,会是江宁织造的大观园么?可笑!(1)此人惯会吹牛,装模作样!他顺手把《随园诗话》打开翻了几页,到处是倚人自重,借别人的赏识,为自己吹嘘。有的诗,还算清新,然而,小聪明而已。正如此公自道:“诗被人嫌只为多!”再看看标举的那些某夫人、某太夫人的诗,都不见佳。哈哈,竟然对毕秋帆也揄扬了一通!毕秋帆是什么?——商人耳!郑板桥对袁子才曾作过一句总评,说他是“斯文走狗”,不为过分!

    他觉得心里痛快了一点,——不过,还是无聊。

    他把陈聋子叫来,问问这些天有什么函件柬帖。陈聋子捧出了一叠。金冬心拆看了几封,都没有什么意思,问:“还有没有?”

    陈聋子把脑门子一拍,说:“有!——我差一点忘了,我把它单独放在拜匣里了:程雪门有一张请帖,来了三天了!”

    “程雪门?”

    “对对对!请你陪客。”

    “请谁?”

    “铁大人。”

    “哪个铁大人?”

    “新放的两淮盐务道铁保珊铁大人。”

    “几时?”

    “今天!中饭!平山堂!”

    “你多误事!——去把帖子给我拿来!——去订一顶轿子!——你真是!——快去!——哎哟!”

    金冬心开始觉得今天有点意思了。

    等着催请了两次,到第三次催请时,冬心先生换了衣履,坐上轿子,直奔平山堂。

    程雪门是扬州一号大盐商,今天宴请新任盐务道,非比寻常!果然,等金冬心下了轿,往平山堂一看,只见扬州的名流显贵都已到齐。藩臬二司、河工漕运、当地耆绅、清客名士,济济一堂。花翎补服,辉煌耀眼;轻衣缓带,意态萧闲。程雪门已在正面榻座上陪着铁保珊说话,一眼看见金冬心来了,站起身来,铁保珊早抢步迎了出来。

    “冬心先生!久仰!久仰得很哪!”

    “岂敢岂敢!臣本布衣,幸瞻丰采!铁大人从都里来,一路风霜,辛苦了!”

    “请!”

    “请!请!”

    铁保珊拉了金冬心入座。程雪门道了一声“得罪!”自去应酬别的客人。大家只见铁保珊倾侧着身子和金冬心谈得十分投机,金冬心不时点头拊掌,不知他们谈些什么,不免悄悄议论。

    “雪门今天请金冬心来陪铁保珊,好大的面子!”

    “听说是铁保珊指名要见的。”

    “金冬心这时候才来,架子搭得不小!”

    “看来他的字画行情要涨!”

    少顷宴齐,更衣入席。平山堂中,雁翅般摆开了五桌。正中一桌,首座自然是铁保珊。次座是金冬心。金冬心再三谦让,铁保珊一把把他按得坐下,说:“你再谦,大家就不好坐了!”金冬心只得从命。程雪门在这桌的主座上陪着。

    今天的酒席很清淡。铁大人接连吃了几天满汉全席,实在是没有胃口,接到请帖,说:“请我,我到!可是我只想喝一碗晚米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程雪门说一定照办。按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曾请铁保珊过了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鯚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砗????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铁大人听说有河豚,说:“那得有炒蒌蒿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有蒌蒿,那才配称。”有有有!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马兰头、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烧黄芽白……铁大人听了菜单(他没有看)说是“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请金冬心过目,冬心先生说:“‘一箪食,一瓢饮’,农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的。”

    金冬心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又想起袁子才,想起他的《随园食单》,觉得他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酒过三巡,铁保珊提出寡饮无趣,要行一个酒令。他提出的这个酒令叫作“飞红令”,各人说一句或两句古人诗词,要有“飞、红”二字,或明嵌,或暗藏,都可以。这令不算苛。他自己先说了两句:“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有人不识出处。旁边的人提醒他:“《红楼梦》!”这时正是《红楼梦》大行的时候,“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不知出处的怕露怯,连忙说:“哦,《红楼梦》!《红楼梦》!”下面也有说“一片花飞减却春”的,也有说“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有的说不上来,甘愿罚酒。也有的明明说得出,为了谦抑,故意说:“我诗词上有限,认罚认罚!”借以凑趣的。临了,到了程雪门。程雪门说了一句:

    “柳絮飞来片片红。”

    大家先是愕然,接着就哗然了:

    “柳絮飞来片片红,柳絮如何是红的?”

    “无是理!无是理!”

    “杜撰!杜撰无疑!”

    “罚酒!罚酒!”

    “满上!满上!喝了!喝了!”

    程雪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诌出这样一句不通的诗来,正在满脸紫涨,无地自容,忽听得金冬心放下杯箸,从容言道:

    “诸位莫吵。雪翁此诗有出处。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用于今日,正好对景。”他站起身来,朗吟出全诗:

    廿四桥边廿四风,

    凭栏犹忆旧江东。

    夕阳返照桃花渡,

    柳絮飞来片片红。

    大家一听,全都击掌:

    “好诗!”

    “好一个‘柳絮飞来片片红’!妙!妙极了!”

    “如此尖新,却又合情合理,这定是元人之诗,非唐非宋!”

    “到底是冬心先生!元朝人的诗,我们知道得太少,惭愧惭愧!”

    “想不到程雪翁如此博学!佩服!佩服!”

    程雪门哈哈大笑,连说:“过奖,过奖!——菜凉了,河豚要趁热!”

    于是大家的筷子一齐奔向杨妃乳。

    铁保珊拈须沉吟:这是元朝人的诗么?

    金冬心真是捷才!出口成章,不动声色。快,而且,好!有意境……

    第二天,一清早,程雪门派人给金冬心送来一千两银子。金冬心叫陈聋子告诉瞿家花园,把十盆建兰立刻送来。

    陈聋子刚要走,金冬心叫住他:

    “不忙。先把这十张灯收到厢房里去。”

    陈聋子提起两张灯,金冬心又叫住他:

    “把这个——搬走!”

    他指的是堆在地下的《随园诗话》。

    陈聋子抱起《诗话》,走出书斋,听见冬心先生骂道:

    “斯文走狗!”

    陈聋子心想:他这是骂谁呢?

    八千岁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所以大家背后叫他八千岁。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圆。当地以一百铜圆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圆,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他如果不是一年到头穿了那样一身衣裳,也许大家就不会叫他八千岁了。他这身衣裳,全城无二。无冬历夏,总是一身老蓝布。这种老蓝布是本地土织,本地的染坊用蓝靛染的。染得了,还要由一个师傅双脚分叉,站在一个U字形的石碾上,来回晃动,加以碾砑,然后摊在河边空场上晒干。自从有了阴丹士林,这种老蓝布已经不再生产,乡下还有时能够见到,城里几乎没有人穿了。蓝布长衫,蓝布夹袍,蓝布棉袍,他似乎做得了这几套衣服,就没有再添置过。年复一年,老是这几套。有些地方已经洗得露了白色的经纬,而且打了许多补丁。衣服的款式也很特别,长度一律离脚面一尺。这种才能盖住膝盖的长衫,从前倒是有过,叫作“二马裾”。这些年长衫兴长,穿着拖齐脚面的铁灰洋绉时式长衫的年轻的“油儿”,看了八千岁的这身二马裾,觉得太奇怪了。八千岁有八千岁的道理,衣取蔽体,下面的一截没有用处,要那么长干什么?八千岁生得大头大脸,大鼻子大嘴,大手大脚,终年穿着二马裾,任人观看,心安理得。

    他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比他小一号,也穿着一身老蓝布的二马裾,只是老蓝布的颜色深一些,补丁少一些。父子二人在店堂里一站,活脱是大小两个八千岁。这就更引人注意了。八千岁这个名字也就更被人叫得死死的。

    大家都知道八千岁现在很有钱。

    八千岁的米店看起来不大,门面也很暗淡。店堂里一边是几个米囤子,囤里依次分别堆积着“头糙”、“二糙”、“三糙”、“高尖”。头糙是只碾一道,才脱糠皮的糙米,颜色紫红。二糙较白。三糙更白。高尖则是雪白发亮几乎是透明的上好精米。四个米囤,由红到白,各有不同的买主。头糙卖给挑箩把担卖力气的,二糙三糙卖给住家铺户,高尖只少数高门大户才用。一般人家不是吃不起,只是觉得吃这样的米有点“作孽”。另外还有两个小米囤,一囤糯米;一囤晚稻香粳——这种米是专门煮粥用的。煮出粥来,米长半寸,颜色浅碧如碧螺春茶,香味浓厚,是东乡三垛特产,产量低,价极昂。这两种米平常是没有人买的,只是既是米店,不能不备。另外一边是柜台,里面有一张账桌,几把椅子。柜台一头,有一块竖匾,白地子,上漆四个黑字,道是:“食为民天。”竖匾两侧,贴着两个字条,是八千岁的手笔。年深日久,字条的毛边纸已经发黄,墨色分外浓黑。一边写的是“僧道无缘”,一边是“概不作保”。这地方每年总有一些和尚来化缘(道士似无化缘一说),背负一面长一尺、宽五寸的木牌,上画护法韦驮,敲着木鱼,走到较大铺户之前,总可得到一点布施。这些和尚走到八千岁门前,一看“僧道无缘”四个字,也就很知趣地走开了。不但僧道无缘,连叫花子也“概不打发”。叫花子知道不管怎样软磨硬泡,也不能从八千岁身上拔下一根毛来,也就都“别处发财”,省得白费工夫。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兴了铺保制度。领营业执照、向银行贷款,取一张“仰沿路军警一体放行,妥加保护”的出门护照,甚至有些私立学校填写入学志愿书,都要有两家“殷实铺保”。吃了官司,结案时要“取保释放”。因此一般“殷实”一些的店铺就有为人作保的义务。铺保不过是个名义,但也有时惹下一些麻烦。有的被保的人出了问题,官方警方不急于追究本人,却跟作保的店铺纠缠不休,目的无非是敲一笔竹杠。八千岁可不愿惹这种麻烦。“僧道无缘”、“概不作保”的店铺不止八千岁一家,然而八千岁如此,就不免引起路人侧目,同行议论。

    八千岁米店的门面虽然极不起眼,“后身”可是很大。这后身本是夏家祠堂。夏家原是望族。他们聚族而居的大宅子的后面有很多大树,有合抱的大桂花,还有一湾流水,景色幽静,现在还被人称为夏家花园,但房屋已经残破不堪了。夏家败落之后,就把祠堂租给了八千岁。朝南的正屋里一长溜祭桌上还有许多夏家的显考显妣的牌位。正屋前有两棵柏树。起初逢清明,夏家的子孙还来祭祖,这几年来都不来了,那些刻字涂金的牌位东倒西歪,上面落了好多鸽子粪。这个大祠堂的好处是房屋都很高大,还有两个极大的天井,都是青砖铺的。那些高大房屋,正好当作积放稻子的仓廒,天井正好翻晒稻子。祠堂的侧门临河,出门就是码头。这条河四通八达,运粮极为方便。稻船一到,侧门打开,稻子可以由船上直接挑进仓里,这可以省去许多长途挑运的脚钱。

    本地的米店实际是个粮行。单靠门市卖米,油水不大。一多半是靠做稻子生意,秋冬买进,春夏卖出,贱入贵出,从中取利。稻子的来源有二。有的是城中地主寄存的。这些人家收了租稻,并不过目,直接送到一家熟识的米店,由他们代为经营保管。要吃米时派个人去叫几担,要用钱时随时到柜上支取,年终结账,净余若干,报一总数。剩下的钱,大都仍存柜上。这些人家的大少爷,是连粮价也不知道的,一切全由米店店东经手。粮钱数目,只是一本良心账。另一来源,是店东自己收购的。八千岁每年过手到底有多少稻子,他是从来不说的,但是这瞒不住人。瞒不住同行,瞒不住邻居,尤其瞒不住挑夫的眼睛。这些挑夫给各家米店挑稻子,一眼估得出哪家的底子有多厚。他们说: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他家仓廒里的堆稻的“窝积”挤得轧满,每一积都堆到屋顶。

    另一件瞒不住人的事,是他有一副大碾子,五匹大骡子。这五匹骡子,单是那两匹大黑骡子,就是头三年花了八百现大洋从宋侉子手里一次买下来的。

    宋侉子是个怪人。他并不侉。他是本城土生土长,说的也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话。本地人把行为乖谬,悖乎常理,而又身材高大的人,都叫作侉子(若是身材瘦小,就叫作蛮子)。宋侉子不到二十岁就被人称为侉子。他也是个世家子弟,从小爱胡闹,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花鸟虫鱼,无所不好,还特别爱养骡子养马。父母在日,没有几年,他就把一点祖产挥霍得去了一半。父母一死,就更没人管他了,他干脆把剩下的一半田产卖了,做起了骡马生意。每年出门一两次,到北边去买骡马。近则徐州、山东,远到关东、口外。一半是寻钱,一半是看看北边的风景,吃吃黄羊肉、狍子肉、鹿肉、狗肉。他真也养成了一派侉子脾气。爱吃面食。最爱吃山东的锅盔,牛杂碎,喝高粱酒。酒量很大,一顿能喝一斤。他买骡子买马,不多买,一次只买几匹,但要是好的。花很大的价钱买来,又以很大的价钱卖出。

    他相骡子相马有一绝,看中了一匹,敲敲牙齿,捏捏后胯,然后拉着缰绳领起走三圈,突然用力把嚼子往下一拽。他力气很大,一般的骡马禁不起他这一拽,当时就会打一个趔趄。像这样的,他不要。若是纹丝不动,稳若泰山,当面成交,立刻付钱,二话不说,拉了就走。由于他这种独特的选牲口的办法和豪爽性格,使他在几个骡马市上很有点名气。他选中的牲口也的确有劲,耐使,里下河一带的碾坊磨坊很愿意买他的牲口。虽然价钱贵些,细算下来,还是划得来。

    那一年,他在徐州用这办法买了两匹大黑骡子,心里很高兴,下到店里,自个儿蹲在炕上喝酒。门帘一掀,进来个人:

    “你是宋老大?”

    “不敢,贱姓宋。请教?”

    “甭打听。你喝酒?”

    “哎哎。”

    “你心里高兴?”

    “哎哎。”

    “你买了两匹好骡子?”

    “哎哎。就在后面槽上拴着。你老看来是个行家,你给看看。”

    “甭看,好牲口!这两匹骡子我认得!——可是你带得回去吗?”

    宋侉子一听话里有话,忙问:

    “莫非这两匹骡子有什么弊病?”

    “你给我倒一碗酒。出去看看外头有没有人。”

    原来这是一个骗局。这两匹黑骡子已经转了好几个骡马市,谁看了谁爱,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们带走。这两匹骡子是它们的主人驯熟了的,走出二百里地,它们会突然挣脱缰绳,撒开蹄子就往家奔,没有人追得上,没有人截得住。谁买的,这笔钱算白扔。上当的已经不止一个人。进来的这位,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能叫这个家伙再坑人!我教你个法子:你连夜打四副铁镣,把它们镣起来。过了清江浦,就没事了,再给它砸开。”

    “多谢你老!”

    “甭谢!我这是给受害的众人报仇!”

    宋侉子把两匹骡子牵回来,来看的人不断。碾坊、磨坊、油坊、糟坊,都想买。一问价钱,就不禁吐了舌头:“乖乖!”八千岁带着儿子小千岁到宋家看了看,心里打了一阵算盘。他知道宋侉子的脾气,一口价,当时就叫小千岁回去取了八百现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父子二人,一人牵了一匹,沿着大街,呱嗒呱嗒,走回米店。

    这件事轰动全城。一连几个月,宋侉子贩骡子历险记和八千岁买骡子的壮举,成了大家茶余酒后的话题。谈论间自然要提及宋侉子荒唐怪诞的侉脾气和八千岁的二马裾。

    每天黄昏,八千岁米店的碾米师傅要把骡子牵到河边草地上遛遛。骡子牵出来,就有一些人围在旁边看。这两匹黑骡子,真够“身高八尺,头尾丈二有余”。有一老者,捋须赞道:“我活这么大,没见过这样高大的牲口!”个子稍矮一点的,得伸手才能够着它的脊梁。浑身黑得像一匹黑缎子。一走动,身上亮光一闪一闪。去看八千岁的骡子,竟成了附近一些居民在晚饭之前的一件赏心乐事。

    因为两匹骡子都是黑的,碾米师傅就给它们取了名字,一匹叫大黑子,一匹叫二黑子。这两个名字街坊的小孩子都知道,叫得出。

    宋侉子每年挣的钱不少。有了钱,就都花在虞小兰的家里。

    虞小兰的母亲虞芝兰是一个姓关的旗人的姨太太。这旗人做过一任盐务道,辛亥革命后在本县买田享福。这位关老爷本城不少人还记得。他的特点是说了一口京片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有点像戏台上的方巾丑,是真正的“方步”。他们家规矩特别大,礼节特别多,男人见人打千儿,女人见人行蹲安,本地人觉得很可笑。虞芝兰是他用四百两银子从北京西河沿南堂子买来的。关老爷死后,大妇不容,虞芝兰就带了随身细软,两箱子字画,领着女儿搬出来住,租的是挨着宜园的一所小四合院。宜园原是个私人花园,后来改成公园。园子不大,但北面是一片池塘,种着不少荷花,池心有一小岛,上面有几间水榭,本地人不大懂得什么叫水榭,叫它“荷花亭子”,——其实这几间房子不是亭子;南面有一带假山,沿山种了很多梅花,叫作“梅岭”,冬末春初,梅花盛开,是很好看的;园中竹木繁茂,园外也颇有野趣,地方虽在城中,却是尘飞不到。虞芝兰就是看中它的幽静,才搬来的。

    带出来的首饰字画变卖得差不多了,关家一家人已经搬到上海租界去住,没有人再来管她,虞芝兰不免重操旧业。

    过了几年,虞芝兰揽镜自照,觉得年华已老,不好意思再扫榻留宾,就洗妆谢客,由女儿小兰接替了她。怕关家人来寻事,女儿随了妈的姓。

    宋侉子每年要在虞小兰家住一两个月,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他老婆死了,也不续弦,这里就是他的家。他有个孩子,有时也带了孩子来玩。他和关家算起来有点远亲,小兰叫他宋大哥。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他的踢雪乌骓骏马,一扬鞭子,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虞小兰有时出来走走,逛逛宜园。夏天的傍晚,穿了一身剪裁合体的白绸衫裤,拿一柄生丝白团扇,站在柳树下面,或倚定红桥栏杆,看人捕鱼踩藕。她长得像一颗水蜜桃,皮肤非常白嫩,腰身、手、脚都好看。路上行人看见,就不禁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装作看天上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几眼。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有人不免想到家中洗衣做饭的黄脸老婆,为自己感到一点不平;或在心里轻轻吟道:“牡丹绝色三春暖,不是梅花处士妻”,情绪相当复杂。

    虞小兰,八千岁也曾看过,也曾经放慢了脚步。他想:长得是真好看,难怪宋侉子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不过为一个姑娘花那么多钱,这值得么?他赶快迈动他的大脚,一气跑回米店。

    八千岁每天的生活非常单调。量米。买米的都是熟人,买什么米,一次买多少,他都清楚。一见有人进店,就站起身,拿起量米升子。这地方米店量米兴报数,一边量,一边唱:“一来,二来,三来——三升!”量完了,拍拍手,——手上沾了米灰,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回身走进柜台,一扬手,把铜钱丢在钱柜里,在“流水”簿里写上一笔,入头糙三升,钱若干文。看稻样。替人卖稻的客人到店,先要送上货样。店东或洽谈生意的“先生”,抓起一把,放在手心里看看,然后两手合拢搓碾,开米店的手上都有功夫,嚓嚓嚓三下,稻壳就全搓开了;然后吹去糠皮,看看米色,撮起几粒米,放在嘴里嚼嚼,品品米的成色味道。做米店的都很有经验,这是什么品种,三十子,六十子,矮脚籼,吓一跳,一看就看出来。在米店里学生意,学的也就是这些。然后谈价钱,这是好说的,早晚市价,相差无几。卖米的客人知道八千岁在这上头很精,并不跟他多磨嘴。

    “前头”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到后面看看。进了隔开前后的屏门,一边是拴骡子的牲口槽,一边是一副巨大的石碾子。碾坊没有窗户,光线很暗,他欢喜这种暗暗的光。一近牲口槽,就闻到一股骡子粪的味道,他喜欢这种味道。他喜欢看碾米师傅把大黑子或二黑子牵出来。骡子上碾之前照例要撒一泡很长的尿,他喜欢看它撒尿。骡子上了套,石碾子就呼呼地转起来,他喜欢看碾子转,喜欢这种不紧不慢的呼呼的声音。

    这二年,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改用机器轧米了,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产。他舍不得这副碾子,舍不得这五匹大骡子。本县也还有些人家不爱吃机器轧的米,说是不香,有人家专门上八千岁家来买米的,他的生意不坏。

    然后,去看看师傅筛米。那是一面很大的筛子,筛子有梁,用一根粗麻绳吊在房檩上,筛子齐肩高,筛米师傅就扶着筛子边框,一簸一侧地慢慢地筛。筛米的屋里浮动着细细的细米糠,太阳照进来,空中像挂着一匹一匹白布。八千岁成天和米和糠打交道,还是很喜欢细糠的香味。

    然后,去看看仓里的稻积子,看看两个大天井里晒的稻,或拿起“搡子”把稻子翻一遍,——他身体结实,翻一遍不觉得累,连师傅们都佩服;或轰一会麻雀。米店稻仓里照例有许多麻雀,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宋侉子有时在天快黑的时候,拿一把竹枝扫帚拦空一扑,一扫帚能扑下十几只来。宋侉子说这是下酒的好东西,卤熟了还给八千岁拿来过。八千岁可不吃这种东西,这有个什么吃头!

    八千岁的食谱非常简单。他家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初二、十六打牙祭,有一碗肉或一盘咸菜煮小鲫鱼。他、小千岁和碾米师傅都一样。有肉时一人可得切得方方的两块。有鱼时一人一条,——咸菜可不少,也够下饭了。有卖稻的客人时,单加一个荤菜,也还有一壶酒。客人照例要举杯让一让,八千岁总是举起碗来说:“我饭陪,饭陪!”客菜他不动一筷子,仍是低头吃自己的青菜豆腐。

    八千岁的米店的左邻右舍都是制造食品的。左边是一家厨房。这地方有这么一种厨房,专门包办酒席,不设客座。客家先期预订,说明规格,或鸭翅席,或海参席,要几桌。只需点明“头菜”,其余冷盘热菜都有定规,不须吩咐。除了热炒,都是先在家做成半成品,用圆盒挑到,开席前再加汤回锅煮沸。八千岁隔壁这家厨房姓赵,人称赵厨房,连开厨房的也被人叫作赵厨房,——不叫赵厨子却叫赵厨房,有点不合文法。赵厨房的手艺很好,能做满汉全席。这满汉全席前清时也只有接官送官时才用,入了民国,再也没有人来订,赵厨房祖传的一套五福拱寿釉红彩的满堂红的细瓷器皿,已经锁在箱子里好多年了。右边是一家烧饼店。这家专做“草炉烧饼”。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蒂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以别于在桶状的炭炉中烤出的加料插酥的“桶炉烧饼”。这种烧饼便宜,也实在,乡下人进城,爱买了当饭。几个草炉烧饼,一碗宽汤饺面,有吃有喝,就饱了。八千岁坐在店堂里每天听得见左边煎炒烹炸的声音,闻得到鸡鸭鱼肉的香味,也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八千岁和赵厨房从来不打交道,和烧饼店每天打交道。这地方有个“吃晚茶”的习惯,每天下午五点来钟要吃一次点心。钱庄、布店,概莫能外。米店因为有出力气的碾米师傅,这一顿“晚茶”万不能省。“晚茶”大都是一碗干拌面,——葱花、猪油、酱油、虾子、虾米为料,面下在里面;或几个麻团、“油墩子”,——白铁敲成浅模,浇入稀面,以萝卜丝为馅,入油炸熟。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一人两个。这里的店铺,有“客人”,照例早上要请上茶馆。“上茶馆”是喝茶,吃包子、蒸饺、烧卖。照例由店里的“先生”或东家作陪。一般都是叫一笼“杂花色”(即各样包点都有),陪客的照例只吃三只,喝茶,其余的都是客人吃。这有个名堂,叫作“一壶三点”。八千岁也循例待客,但是他自己并不吃包点,还是从隔壁烧饼店买两个烧饼带去。所以他不是“一壶三点”,而是“一壶两饼”。他这辈子吃了多少草炉烧饼,真是难以计数了。好像这家烧饼店是专为他而开的。

    他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喝茶,但是从来不买“雨前”、“雀舌”,泡了慢慢地品啜。他的账桌上有一个“茶壶桶”,里面焐着一壶茶叶棒子泡的颜色混浊的酽茶。吃了烧饼,渴了,就用一个特大的茶缸子,倒出一缸,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打一个很响的饱嗝。

    他的令郎也跟他一样。这孩子才十六七岁,已经很老成。孩子的那点天真爱好,放风筝、掏蛐蛐、逮蝈蝈、养金铃子,都已经叫严厉的父亲的沉重的巴掌驱逐得一干二净。八千岁到底还是允许他养了几只鸽子。这还是宋侉子求的情。宋侉子拿来几只鸽子,说:“孩子哪儿也不去,你就让他喂几只鸽子玩玩吧。这吃不了多少稻子。你们不养,别人家的鸽子也会来。自己有鸽子,别家的鸽子不就不来了。”米店养鸽子,几乎成为通例,八千岁想了想,说:“好,叫他养!”鸽子逐渐发展成一大群,点子、瓦灰、铁青子、霞白、麒麟,都有。从此夏氏宗祠的屋顶上就热闹起来,雄鸽子围着雌鸽子求爱,一面转圈儿,一面鼓着个嗉子不停地叫着:“咯咯咕,咯咯咯咕……”夏家的显考显妣的头上于是就着了好些鸽子粪。小千岁一有空,就去鼓捣他的鸽子。八千岁有时也去看看,看看小千岁捉住一只宝石眼的鸽子,翻过来,正过去,鸽子眼里的“沙子”就随着慢慢地来回滚动,他觉得这很有趣,而且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父子二人,此时此刻,都表现了一点童心。

    八千岁那样有钱,又那样俭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

    八千岁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碰上一个八舅太爷。

    这里的人不知为什么对舅舅那么有意见。把不讲理的人叫作“舅舅”,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叫作“讲舅舅理”。

    八舅太爷是个无赖浪子,从小就不安分。小学五年级就穿起皮袍子,里面下身却只穿了一条纺绸单裤。上初中的时候,代数不及格,篮球却打得很漂亮,球衣球鞋都非常出众,经常代表校队、县队,到处出风头。初中三年级时曾用这地方出名的土匪徐大文的名义写信恐吓一个大财主,限他几天之内交一百块钱放在土地庙后第七棵柳树的树洞里,如若不然,就要绑他的票。这大财主吓得坐立不安,几天睡不着觉,又不敢去报案,竟然乖乖地照办了。这大财主原来是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常见面的。他知道这老头儿胆小,所以才敲他一下。初中毕业后,他读了一年体育师范,又上了一年美专,都没上完,却在上海入了青帮,门里排行是通字辈,从此就更加放浪形骸,无所不至。他居然拉过几天黄包车。他这车没有人敢坐,——他穿了一套铁机纺绸裤褂在拉车!他把车放在会芳里弄堂口或丽都舞厅门外,专拉长三堂子的妓女和舞女。这些妓女和舞女可不在乎,她们心想:倷弗是要白相相吗?格么好,大家白相白相!又不是阎瑞生,怕点啥!后来又进了一个什么训练班,混进了军队,“安清不分远和近,三祖流传到如今”,因为青洪帮的关系,结交很多朋友,虽不是黄埔出身,却在军队中很“兜得转”,和冷欣、顾祝同都能拉上关系。

    抗战军兴,他随着所在部队调到江北,在里下河几个县轮流转。他手下部队有四营人,名义却是一个独立混成旅。

    “八一三”以后,日本人打到扬州,就停下来,暂时不再北进。日本人不来,“国军”自然不会反攻,这局面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起初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到后来大家有点麻木了;竟好像不知道有日本兵就在一二百里之外这回事,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长江为界,南北货源虽不那么畅通,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封锁线走私贩运,虽然担点风险,获利却倍于以前。一时间,几个县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茶馆、酒馆、赌场、妓院,无不生意兴隆。

    八舅太爷在这一带真是得其所哉。非常时期,军事第一,见官大一级,他到了哪里就成了这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县长、区长,一传就到。军装给养,小事一桩。什么时候要用钱,通知当地商会一声就是。来了,要接风,叫作“驻防费”,走了,要送行,叫作“开拔费”。间三岔五的,还要现金实物“劳军”。当地人觉得有一支军队驻着,可以壮壮胆,军队不走,就说明日本人不会来,也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他。他有时也并不麻烦商会,可以随意抓几个人来罚款。他的旅部的小牢房里经常客满。只要他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去枪毙。他一到哪里,就把当地的名花包下来,接到公馆里去住。一出来,就是五辆摩托车,他自己骑一辆,前后左右四辆,风驰电掣,穿街过市。城里和乡下的狗一见他的车队来了,赶紧夹着尾巴躲开。他是个霸王,没人敢惹他。他行八,小名叫小八子,大家当面叫他旅长、旅座,背后里叫他八舅太爷。

    他这回来,公馆安在宜园。一见虞小兰,相见恨晚。他有时住在虞家,有时把虞小兰接到公馆里去。后来干脆把宜园的墙打通了,——虞家和宜园本只一墙之隔,这样进出方便。

    他把全城的名厨都叫来,轮流给他做饭。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爱唱京戏,时常把县里的名票名媛约来,吹拉弹唱一整天。他还很风雅,爱字画,谁家有好字画古董,他就派人去,说是借去看两天。有借无还。他也不白要你的,会送一张他自己画的画跟你换,他不是上过一年美专么?他的画宗法吴昌硕,大刀阔斧,很有点霸悍之气。他请人刻了两方押角图章,一方是阴文:“戎马书生”,一方是阳文:“富贵英雄美丈夫”——这是《紫钗记·折柳阳关》里的词句,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里最好的词句。他也有一匹乌骓马,他请宋侉子来给他看看,嘱咐宋侉子把自己的踢雪乌骓也带来。千不该万不该,宋侉子不该褒贬了八舅太爷的马。他说:“旅长,你这不是真正的踢雪乌骓。真正的踢雪乌骓是只有四个蹄子的前面有一小块白;你这匹,四蹄以上一圈都是白的,这是踏雪乌骓。”八舅太爷听了很高兴,说:“有道理!”接着又问:“你那匹是多少钱买的?”宋侉子是个外场人,他知道八舅太爷不是要他来相马,是叫他来进马了,反正这匹马保不住了,就顺水推舟,很慷慨地说:“旅长喜欢,留着骑吧!”——“那,我怎么谢你呢?我给你画一张画吧!”

    宋侉子拿了这张画,到八千岁米店里坐下,喝了一碗茶叶棒泡的酽茶,说不出话来。八千岁劝他:“算了,是儿不死,是财不散,看开一点,你就当又在虞小兰家花了一笔钱吧!”宋侉子只好苦笑。

    没想到,过了两天,八舅太爷派了两个兵把八千岁“请”去了。当这两个兵把八千岁铐上,推出店门时,八千岁只来得及跟儿子说一句:“赶快找宋大伯去要主意!”

    宋侉子找到八舅太爷的秘书了解一下,案情相当严重,是“资敌”。八千岁有几船稻子,运到仙女庙去卖,被八舅太爷的部下查获了。仙女庙是敌占区。“资敌”就是汉奸,汉奸是要枪毙的。宋侉子知道罪不至此。仙女庙是粮食集散中心,本地贩粮至仙女庙,乃是常例,“抗战军兴”,未尝中断。不过别的粮商都是事前运动,打通关节,拿到“准予放行”的执照的,八千岁没有花这笔钱,八舅太爷存心找他的茬,所以他就触犯了军法。宋侉子知道这是非花钱不能了事的,就转弯抹角地问秘书,若是罚款,该罚多少。秘书说:“旅座的意思,至少得罚一千现大洋。”宋侉子说:“他拿不出来。你看看他穿的这身二马裾!”秘书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他拿得出,我们了解。你可以见他本人谈谈!”

    宋侉子见了八千岁,劝他不要舍命不舍财,这个血是非出不可的。八千岁问:“能不能少拿一点?”宋侉子叫他拿出一百块钱送给虞芝兰,托虞小兰跟八舅太爷说说,八千岁说:“你做主吧。我一辈子就你这么个信得过的朋友!”说着就落了两滴眼泪。宋侉子心里也酸酸的。

    虞小兰替八千岁说了两句好话:“这个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怪可怜的。”八舅太爷说:“那好!看你的面子,少要他二百!他叫八千岁,要他八百不算多。他肯花八百块钱买两匹骡子,还不能花八百块钱买一条命吗!叫他找两个铺保,带了钱,到旅部领人。少一个,不行!”

    宋侉子说了好多好话,请了八千岁的两个同行,米店的张老板、李老板出面作保,带了八百现大洋,签字画押,把八千岁保了出来。张老板、李老板陪着八千岁出来,劝他:

    “算了,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不就是八百块钱吗?看开一点。破财免灾,只当生了一场夹气伤寒。”

    八千岁心里想:不是八百,是九百!不过回头想想,毕竟少花了一百,又觉得有些欣慰,好像他凭空捡到一百块钱似的。

    八舅太爷敲了八千岁一杠子,是有精神上和物质上两方面理由的。精神上,他说:“我平生最恨俭省的人,这种人都该杀!”物质上,他已经接到命令,要调防,和另外一位舅太爷换换地方,他要“别姬”了,需要用一笔钱。这八百块钱,六百要给虞小兰买一件西狐肷的斗篷,好让她冬天穿了在宜园梅岭踏雪赏梅;二百,他要办一桌满汉全席,在水榭即荷花亭子里吃它一整天,上午十点钟开席,一直吃到半夜!

    八舅太爷要办满汉全席的消息传遍全城,大家都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多年没有的事了。八千岁证实这消息可靠,因为办席的就是他的紧邻赵厨房。赵厨房到他的米店买糯米,他知道这是做火腿烧卖馅子用的;还买香粳米,这他就不解了。问赵厨房:“这满汉全席还上稀粥?”赵厨房说:满汉全席实际上满点汉菜,除了烧烤,有好几道满洲饽饽,还要上几道粥,旗人讲究喝粥,莲子粥、薏米粥、芸豆粥……”“有多少道菜?”——“可多可少,八舅太爷这回是一百二十道。”——“啊?!”——“你没事过来瞧瞧。”

    八千岁真还过去看了看:烧乳猪、叉子烤鸭、八宝鱼翘、鸽蛋燕窝……赵厨房说:“买不到鸽子蛋,就这几个,太少了!”八千岁说:“你要鸽子蛋,我那里有!”八千岁真是开了眼了,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

    八千岁用一盆水把“食为民天”旁边的“概不作保”的字条闷了闷,刮下来。他这回是别人保出来的,以后再拒绝给别人作保,这说不过去。刮掉了,觉得还留着一条“僧道无缘”也没多少意思,而且单独一条,也不好看,就把“僧道无缘”也刮掉了。

    八千岁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他的老蓝布二马裾换了下来。他的儿子也一同换了装。

    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

    “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仁慧

    仁慧是观音庵的当家尼姑。观音庵是一座不大的庵。尼姑庵都是小小的。当初建庵的时候,我的祖母曾经捐助过一笔钱,这个庵有点像我们家的家庵。我还是这个庵的寄名徒弟。我小时候是个“惯宝宝”,我的母亲盼我能长命百岁,在几个和尚庙、道士观、尼姑庵里寄了名。这些庙里、观里、庵里的方丈、老道、住持就成了我的干爹。我的观音庵的干爹我已经记不得她的法名,我的祖母叫她二师父,我也跟着叫她二师父。尼姑则叫她“二老爷”。尼姑是女的,怎么能当人家的“干爹”?为什么尼姑之间又互相称呼为“老爷”?我都觉得很奇怪。好像女人出了家,性别就变了。

    二师父是个面色微黄的胖胖的中年尼姑,是个很忠厚的人,一天只是潜心念佛,对庵里的事不大过问。在她当家的这几年,弄得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房屋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二无用也知道自己无用,就退居下来,由仁慧来当家。

    仁慧是个能干人。

    二师父大门不出,仁慧对施主家走动很勤。谁家老太太生日,她要去拜寿。谁家小少爷满月,她去送长命锁。每到年下,她就会带一个小尼姑,提了食盒,用小瓷坛装了四色咸菜给我的祖母送去。别的施主家想来也是如此。观音庵的咸菜非常好吃,是风过了再腌的,吃起来不是苦咸苦咸,带点甜味。祖母收了咸菜,道一声:“叫你费心。”随即取十块钱放在食盒里。仁慧再三推辞,祖母说:“就算是这一年的灯油钱。”

    仁慧到年底,用咸菜总能换了百十块钱。

    她请瓦匠来检了漏,请木匠修理了窗槅。窗槅上尘土堆积的槅扇纸全都撕下来,换了新的。而且把庵里的全部亮槅都打开,说:“干吗弄得这样暗无天日!”院子里的杂草全锄了,养了四大缸荷花。正殿前种了两棵玉兰。她说:“施主到庵堂寺庙,图个幽静。荒荒凉凉的,连个坐坐的地方都没有,谁还愿意来烧香拜佛?”

    我的祖母隔一阵就要到观音庵看看。她的散生日都是在观音庵过的。每一次都是由我陪她去。

    祖母和二师父在她的禅房里说话,仁慧在办斋,我就到处乱钻。我很喜欢到仁慧的房里去玩,翻翻她的经卷,摸摸乌斯藏铜佛,掐掐她的佛珠,取下马尾拂尘挥两下。我很喜欢她的房里的气味。不是檀香,不是花香,我终于肯定,这是仁慧肉体的香味。我问仁慧:“你是不是生来就有淡淡的香味?”仁慧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坏!”

    祖母的散生日总要在观音庵吃一顿素斋。素斋最好吃的是香蕈饺子。香蕈(即冬菇)汤,荠菜、香干末作馅,包成薄皮小饺子,油炸透酥,倾入滚开的香蕈汤,刺啦有声,以勺舀食,香美无比。

    仁慧募化到一笔重款,把正殿修缮油漆了一下,焕然一新,给三世佛重新装了金。在正殿对面盖了一个高敞的过厅。正殿完工,菩萨“开光”之日,请赞助施主都来参与盛典。这一天观音庵气象庄严,香烟缭绕,花木灼灼,佛日增辉。施主们全都盛装而来,长裙曳地。礼赞拜佛之后,在过厅里设了四桌素筵。素鸡、素鸭、素鱼、素火腿……使这些吃长斋的施主们最不能忘的是香蕈饺子。她们吃了之后,把仁慧叫来,问:“这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鲜?没有放虾子么?”仁慧忙答:“不能不能,怎能放虾子呢!就是香蕈!——黄豆芽吊的汤。”

    观音庵的素斋于是出了名。

    于是就有人来找仁慧商量,请她办几桌素席。仁慧说可以,但要三天前预订,因为竹荪、玉兰片、猴头,都要事先发好。来赴斋的有女施主,也有男性的居士。也可以用酒,但限于木瓜酒、豨莶酒这样的淡酒,不预备烧酒。

    二师父对仁慧这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这叫作什么?观音庵是清静佛地,现在成了一个素菜馆!”但是合庵尼僧都支持她。赴斋的人多,收入的香钱就多,大家都能沾惠。佛前“乐助”的钱柜里的香钱,一个月一结,仁慧都是按比例分给大家的。至少,办斋的日子她们也能吃点有滋味的东西,不是每天白水煮豆腐。

    尤其使二师父不能容忍的,是仁慧学会了放焰口。放焰口本是和尚的事,从来没有尼姑放焰口的。仁慧想:一天老是敲木鱼念那几本经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尼姑就不能放焰口?哪本戒律里有过这样的规定?她要学!善因寺常做水陆道场,她去看了几次,大体能够记住。她去请教了善因寺的方丈铁桥。这铁桥是个风流和尚,听说一个尼姑想学放焰口,很惊奇,就一字一句地教了她。她对经卷、唱腔、仪注都了然在心了,就找了本庵几个聪明尼姑和别的庵里的也不大守本分的年轻尼姑,学起放焰口来。起初只是在本庵演习,在正殿上摆开桌子凳子唱诵。咳,还真像那么回事。尼姑放焰口,这是新鲜事。于是招来一些善男信女、浮浪子弟参观。你别说,这十几个尼姑的声音真是又甜又脆,比起和尚的癞猫嗓子要好听得多。仁慧正座,穿金蓝大红袈裟,戴八瓣莲花毗卢帽,两边两条杏黄飘带,美极了!于是渐渐有人家请仁慧等一班尼姑去放焰口,不再有人议论。

    观音庵气象兴旺,生机蓬勃。

    解放。

    土改。

    土改工作队没收了观音庵的田产,征用了观音庵的房屋。

    观音庵的尼姑大部分还了俗,有的嫁了人。

    有的尼姑劝仁慧还俗。

    “还俗?嫁人?”

    仁慧摇头。

    她离开了本地,云游四方,行踪不定。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眉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

    有许多关于仁慧的谣言。说无锡惠山一个捏泥人的,偷偷捏了一个仁慧的像,放在玻璃橱里,一尺来高,是裸体的。说仁慧有情人,生过私孩子……

    有些谣言仁慧也听到了,一笑置之。

    仁慧后来在镇江北固山开了一家菜根香素菜馆,卖素菜、素面、素包子,生意很好。菜根香的名菜是香蕈饺子。

    菜根香站稳了脚,仁慧把它交给别人经管,她又去云游四方。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眉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

    仁慧六十开外了,望之如四十许人。

    老鲁

    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是好玩。我想不起什么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学校里四个月发不出薪水,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地吃。校长天天在外头跑,想法挪借。起先回来都还说哪儿能弄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发一点钱。不知说了多少次,总未实现。有人于是说,他不说哪一天有,倒还有点希望,一说哪天有,那天准没有。大家颇不高兴,不免发牢骚,出怨言。然而生气的是他说谎,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还其次。事实上我们已经穷到极限,再穷下去也不过如此,薪水发下来原无济于事,最多可以进城吃一顿。这个情形没有在内地,尤其是昆明,尤其是我们那个中学教过书的人,大概没法明白。好容易学校挨到暑假,没有中途关门。可是一到暑假,我们的日子就更特别了。钱,不用说,毫无指望。我们已好像把这件事忘了。校长能做到的事是给我们零零碎碎地弄一餐两餐米,买三二十斤柴。有时弄不到,就只有断炊。菜呢,对不起,校长实在想不到法。可我们不能吃白斋呀,嗨,有了,有人在学校荒草之间发现了很多野生苋菜。这个菜云南人叫小米菜,不大吃,大都摘来喂猪,或在胡萝卜田堆锦积绣的丛绿之中留一两棵,到深秋时,夕阳光中晶晶的红,看着好玩。学校里的苋菜多肥大而嫩,自己去摘,半天可得一大口袋。借一二百元买点油,多加大蒜,炒它一锅,连锅子掇上桌,味道实在极好。能赊得到,有时还赊半斤本乡土制烧酒来,大家就着土碗轮流大口大口地喝!小米菜渐渐被我们几个人吃光了,有人又认出一种野菜,说也可以吃的。这种菜,或不如说这种草更恰当些,枝叶深绿色,叶如猫耳大小而有缺刻,有小毛如粉,放在舌头上拉拉的。这玩意儿北方也有,叫作“灰藋菜”,也有叫讹了成“回回菜”的,按即庄子“逃蓬藋者,闻人足音,则跫然喜”之藋也。若是裹了面,和以葱汁蒜泥,蒸了吃,也怪好吃的。可是我们买不起面粉,只有少施油盐如炒苋菜办法炒了吃吧。味道比起苋菜可是差远了。另外还有一种菜,独茎直生,周附柳叶状而较软熟的叶子,如一根脱毛的鸡毛掸帚,在人家墙角阴湿处皆可看见的,也能吃,不知怎么似乎没有尝试过。大概灰藋菜还足够我们吃的。学校在观音寺,是一荒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眠起居食,皆无定时。一早起来,各在屋里看看书,到山上田里走走,看看时间差不多,就招呼招呼去“采薇”了。下午常在门外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看远山近草,看行人车马,看一阵风卷起大股黄土,映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好像要流下来的天空。到太阳一偏西,例当再去想法寻找晚饭菜了。晚上无灯,——交不出电灯费教电灯公司把线给铰了,大家集资买一根土蜡烛,会聚在一个人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之间各自躺下坐好,天南地北地乱聊一气。或忆述故乡风物,或臧否同学教授,清娓幽俏,百说不厌;有时谈及人生大事,析情讲理,亦颇严肃认真;至说到对于现实政治社会,各人主张不同,带骨有刺的话也有的,然而好像没有尖锐得真打起架来过。

    啊呀,题目是“老鲁”,我一开头就哩哩啦啦带上了这么些闲话做什么?没有办法。——一个不会谈天的人才老是“我”怎么,“我们”怎么。我们(又来了!)那时在一处聊天时曾有戒条,不许老说自己的事。这本是针对一个太喜欢说自己的事的人而立的。但人大概总免不了有这点儿脾气。一个从来不说自己的事情的人,八成是个不近人情的怪物。我原想记一记老鲁是什么时候来的,遂情不自禁地说了许多那时候的碎事。我还没有说得尽兴,但只得噎住了。再说多了,不但喧宾夺主,文章不成格局,(现在势必如此,已经如此;)且亦是不知趣了。

    但这些事与老鲁实在有些关系。前已说过老鲁是那时候来的。学校弄成那样子,大家纷纷求去。真为校长担心,下学期不但请不到教员,即工役校警亦将无人敢来。而老鲁偏在这会来了。没事在空落落的学校各处走走,有一天,似乎看见校警们所住房间热闹起来。看看,似乎多了两个人。想,大概是哪个来了从前队伍上的朋友了(学校校警多是退伍的兵)。到吃晚饭时常听到那边有欢声。这个欢声一听即知道是烧酒翻搅出来的。嗷,这些校警有办法,还招待得起朋友啊?要不,是朋友自己花钱请客,翻作主人?走过门前,有人说“汪老师,来喝一杯”,我只说“你们喝,你们喝”,就过去了。是哪几个人也没看清。再过几天,我们在挑野菜时看见一个光头瘦长个子穿草绿色军服的人也在那儿低了头掐那种灰藋菜的嫩头。走过去,他歪了头似笑非笑地笑了一下。这是一种世故,也不失其淳朴。这个“校警的朋友”有五十了,额上一抬眉有细而密的皱纹。看他摘菜,极其内行。既迅速且“确实”。我们之中至今有一个还弄不大清楚,摘苋菜摘了些野菜莉叶子,摘灰藋菜则更不知道是什么麻啦蓟啦的,都来了,总要别人更给鉴定一番。有时拣不胜拣,觉得麻烦,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哗啦一齐倒下锅。这么在摘菜时每天都见面,即心仪神往起来,有点熟了。他就给我们指点指点,哪些菜或草吃不得。照他说,简直可吃的太多了!他打着一嘴山东话,说话神情和所用字眼都很有趣味。

    后来不但是蔬菜,即荤菜亦能随地找得到了。这大概可以说是老鲁发明的。——说发明,不对,该说什么呢?在我看,那简直就是发明:是一种甲虫,形状略似金龟子,略长,微扁,有一粒蚕豆大,村子里人即管它叫蚕豆虫或豆壳虫。这东西自首夏至秋初从土里钻出来,黄昏时候,漫天飞,地下留下一个一个小圆洞。飞时鼓翅作声,声如黄蜂而微细,如蜜蜂而稍粗。走出门散步,满耳是这种营营的单调而温和的音乐。它们这样营营地忙碌地飞,是择配。这东西一出土即迫切地去完成它生物的义务。到一找到对象,俱就便在篱落枝头息下。或前或后于交合的是吃,极其起劲地吃。所吃的东西却只有柏叶一种。也许它并不太挑嘴,不过至少最喜欢吃柏叶是可断言的。学校后面小山上有一片柏林,向晚时这种昆虫成千上万。单就这点说,这东西是颇高雅的,有如吃果子狸或松鸡。老鲁上山挑水,回来说,这种虫子可吃。当晚他就捉了好多。这不费事,带个可以封盖的东西,或瓶或罐,走到那里,随便在柏枝上一捋,即可有三五七八个不等,它们毫不逃避。老鲁笑嘻嘻地拿回来,掐了头,撕去甲翅,熟练得如同祖母她们挤虾仁一样。下锅用油一煸,(他说还有几种做法)洒上重重的花椒盐,搭起酒来了。“老师,请两个嘛!”有大胆的真尝了两个,说是不错。我们都是“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的,经闭目咧嘴地尝了一个之后,“唔!好吃。”于是桌上多了一样菜,而外边小铺里的酒账就日渐其多起来了。这酒账直至下学期快开学时才由校长弄了一笔钱一总代付了的!豆壳虫味道略如清水河条米虾。可是我若有虾吃绝不吃它。以后我大概即没有虾吃时也不会有吃这玩意的时候了。老鲁呢,则不可知了。不论会吃或不会吃,他想都当因之而念及观音寺那个地方的吧。

    不久,老鲁即由一个姓刘的旧校警领着见了校长,在校警队补了个名字。校长说,饷是一两月内发不出的哩。老刘自然早知道,说不要紧的,他只想清清静静地住下,在队伍上时间久了,不想干了,能吃一口这样的饭就行。(他说到“这样的饭”时在场人都笑了一下。)他姓鲁,叫鲁庭胜,(究竟该怎么写,不知道,他有个领饷用的小木头图章,上头是这三个字。)我们都叫他老鲁,只有总务主任叫他姓名。济南府人氏。何县,不详。和他一起来的一个,也“补上”了,姓吴,河北人。

    学校之有校警,本是因为地方荒僻,弄几支枪,找俩人背上,壮壮胆子的意思。年长日久,一向又没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队近于有名无实了。上班时他们抱着根老捷克式,坐在门口长凳上晒太阳,或看学生打球。事闲了则朵朵来米西地走来走去,嘴里咬了根狗尾巴草,与卖花生的老头搭讪,帮赶车的小孩钉蹄铁。日子过得极其从容。有些耐不住的,多说声“没意思”就走了。学校也觉得这么两支老枪还是收起来吧,就一并搁在校长宿舍靠在墙角上锈生灰去了。有时忽然有谁端出来对准一只猫头鹰瞄了半天,当的一声却打在一棵老栗树叶子最多的地方。校警呢,则留下来的两三个全屈才做了工友本来做的事了。留下来的大都是爱这里的生活方式的,做点杂事倒无所谓。你别说,有一件制服在身,多少有点羁束,现在能爱怎么穿怎么穿,就添了一分自在。可是他们要是太爱那种生活方式,我们就有点不大方便。你要喝水,(做教员的水多重要!)挑水的正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看天上的云呢。没办法,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全透着一种颇浓的老庄气味。自从老吴和老鲁来了,气象才不同起来。

    老吴留长发,向后梳,顶上秃了一块,看起来脑门子很高。高眉直鼻,瘦长身材,微微驼背。走路步子碎,稍急点就像跑了。这样的人让他穿件干干净净蓝布大衫比穿军服合适得多。学校里教书的多说普通话,他那一口北京话,您啦您啦的就中意。他还颇识字,能读书报。甫来工作不久,有发愤做人之意,在自己床前贴了一副短联:

    烟酒不戒哉

    不可为人也

    戒自然戒不了的,而且何必。老吴不比老鲁小多少,也望五十了,而有此志气,或有立志之兴趣,这在我们看起来是难得的,而且不知怎么的有点教人难过。哎,我又要说不相干的话了。我说了这回事是证明他能写字耳。他管的事是进城送信送文书,在家时则有什么做什么。他不让自己闲,哪里地不平,找把铲子弄平了;谁窗上皮纸破了,他给糊,而且出主意用清油抹一抹;地下一根草,一片纸屑,他见了,必要拾去;整天看见他在院子里不慌不忙而怏怏的走来走去。且脑子清楚,态度殷勤。有一天,须派人到一个什么机关里交涉一宗事情,谁也不愿意去,有人说,让老吴去!校长把自己的一套旧西服取下来,说,行!真的老吴换了那身咖啡色西服,梳梳头,拿了张片子就去了。回来,结果自然蛮好,比我们哪个去都好。

    一快放暑假时,大家说,完了,准备瘦吧。不是别的,每年春末之后,差不多全校要泻一次肚。在泻肚时大家眼睛必又一起通红发痒。是水的关系。这村子叫“观音寺”,可是这一带总属于“黄土坡”。昆明春天不下雨,是风季,或称干季,灰沙大得不得了,黄土坡尤其厉害。我们穿的衣服,在家里看看还过得去,一进城马上觉得脏得一塌糊涂。你即使新换了衣服进城也没用,人家一看就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头发总是黄的!学校附近没有河,也没人家有井,食用的水大概是从两处挑来。一个是前面田地里一口塘,一是后面山顶上的一个“龙潭”。龙潭,昆明人管泉水叫龙潭。那也是一口塘,想是底下有水冒上来,故终年盈满,水清可鉴。若能往山上龙潭里挑水来吃用,自是好的。但我们平日不论饮用炊煮漱口洗面的水都是田地里的塘水。向学校抗议呀,是的,找事务主任!可是主任说,“我是管事务的,我也是×××呀”!这就是说他也是个人,不只是除事务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的,他也有不耐烦的时候。跟工友三番两次说,“上山挑”!没用。说一次,挑两天。你不能每次跟着他去。而且,实在的,上山又远,路又不好走。也难怪,我们有时去散散步,来回一趟还怪累的。再加,山上风景不错,可是冷清得很,一个人挑个水桶,斤共斤共,有什么意思?田里至少有两个娘们锄地薅草,漂衣洗菜,热闹得多。大家呢,不到眼红泻肚时也不记起来;等记起来则已经红都红了,泻也泻了。到时候六味地黄丸或者是什么东西每人一包,要了一杯(还是塘里来的)水,相对吞食起来。这塘水倒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契合,一种盟约。老鲁来了,从此我们肚子不大泻。眼睛是也红的,因为天干,吃得太坏,角膜炎,与水无关。胖自然也没胖起来。老鲁挑水都上山。也并没有哪个告诉他肚子眼睛的事,他往两处看了看,说底下那个水“要不得”。这全校三百多人连吃带用的水挑起来也够瞧的。老鲁天一模糊亮就起来,来来回回不停地挑。有时用得急,则一担四桶,前两桶后两桶。水挑回来,还得劈柴。然后一个人关在茶炉间里烧。自此,我们之中竟有人买了茶叶,颇讲究起来了。因为水实在太方便,一天来送好些回。

    有人就穷过瘾了:昆明气候好,秋来无一点萧瑟感觉,只稍为尝出百物似乎较为老熟深沉,(仍保留许多青春,不缺天真。)早晚岚雾重些,半夜读书写字时须多加一件衣裳。白天太阳照着,温暖平和,全像一个稍为删改过一番的春天。波斯菊依然未开尽,花小了点,绮丽如旧。美人蕉结了不少子,而远看猩红一片,连子儿也如花开。课余饭后在屋前小草坪上,各人搬张椅子,又聊开了。饭能像一顿饭那样地开出,有一件绒线衫在箱子里,还容许我们对未来做一点梦。我听过不止一个人说起过:一太平了,有个家,啊,要好好布置安排一下。让老吴,看门住在前院,管看门,管洒扫应对,出去时留下话,谁来找让他在客厅里等等,漆盒子里有铁观音,香烟在书桌左边抽屉里。老鲁呢,则住在后头小园子里最合适。当真再往下想:老吴要稍为懒一点才好,他得完全依他本性来,尽可借故到天桥落子馆坐坐,有事推给别人做。现在明明是过分“巴结”,不好。他应当有机会在主人工作的藤椅中坐坐,倒一杯好茶喝喝,开开抽屉取三四根烟。而让他去买东西,也必须跟铺子里要一个折扣才对。老鲁大概会把左右邻居的水都包下来。还给对面卖柿子的老太婆挑,有衣服可以让她补补。唔,老鲁多半还要回家种两年地,到田里粮食为蝗虫啃光了或大水冲完时又会坐在老吴门房里等主人回来的。自己想想,不免笑笑。觉得这告诉不得人。这是“落伍思想”,多少民族人类大事不思索,倒看到自己的暮年了,才二十几岁的人哩。而且或许引起人的剧烈批评,说这是布尔乔亚或什么的。其实呢,想起来虽用第一人称,倒不失为客观,并无把老吴老鲁供自己役使之意。何必如此严重,想想好玩而已。你看老鲁刚刚冲了茶,茶正在你手里热热的。而老吴夹了一卷今天的报纸来了,另一手上是两封远地来的信。有人叫住他们俩,把这个好玩意思问他们,一个是“好唉,好唉”,一个“那敢情好”,都笑着走开了。我不知道人那么一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两个四五十岁的人会不会因此而能靠得紧些,有一种微妙关系结在他们心上呢?我有时傻气得很,活在世界上恐怕不要这种东西。不过傻气的人也有。自老吴老鲁一来,学校俨然分为两派,一派拥护老吴,一派拥护老鲁。有时为他们的优劣(其实不好说优劣,优劣只能用在钢笔手表热水壶上!)竟辩论过。我很高兴,我愿意他们喜欢老鲁的人都喜欢老鲁了。至于别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根本无可无不可,或完全由自己利害观点出发的,可以不予考虑。对于老鲁,有些人的感情可以说是“疼爱”。这好像有点近于滑稽了。可不!原是可笑的。哎,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一点都不可笑的人?我们且问问:

    “老鲁,你累不累?”

    “累什么,我的精神是顶年幼儿的来。”

    这个“顶年幼儿的”,好新鲜的词儿!我们起初简直不懂,一个山东同学(应说“同事”才对,可是我讨厌这个称呼)含笑,他是懂的。老鲁说的对。老鲁并不高大。——人太高大一则容易令人叹惜,糟蹋了材料;再,要不就是显得巍巍乎,不可亲近,不近人情。可是老鲁非常紧凑,非常经济。老鲁全身没有一块是因为要好看而练出来的肉。处处有来历,这是挑出来的,这是走出来的,这是为了加快血液循环,喘了气而涨出来的,这是吃苦吃出来的。而且,老鲁有一双微微向外的八字脚!这脚不是特别粗大肥厚,反之,倒是瘦瘦长长且薄薄的。老鲁是从有结晶的沙土里长出来的一棵枣树,或,或什么呢,想不起来了,就是一棵枣树吧,得。还要再往下说么,说他倔强地生根,风里吹,雨里打,严霜重露,荒旱大竭,困厄灾难,……那就贫气了,这你不知道!老鲁他倒是晒太阳喝水,该愁就愁,该喜就喜地活了下来。

    老鲁十几岁即离家出来吃粮当兵。有一天,学校让我进城买米,我让老鲁一块去。老鲁挟了两个麻布口袋,走到米市上,活活泼泼的这抄一把那掏一撮地看来看去,跟一个掌柜的论了半天价。“不卖?好,不卖咱们走下家。”一会儿又回到原来铺子,偏着身子(像是准备不成立刻就走),扬了头(掌柜的高高爬在米垛子上),“哎,胡子!卖不卖,就是那个数,二八,卖,咱就量来!”显然掌柜的极中意这个称呼,他有一嘴乌匝青密的牙刷胡子,他乐了乐,当真就卖了!太阳照得亮亮的,这两个人是一幅画。诸位,我这完全是题外之言。我是忘不了那天的情形。真要说的是那天进城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那天,我们在进城的马车上,马车(可没有南京上海或美国电影上的那么美)上坐的是庄稼人、保长、小菜棚的老板娘(进城办芝麻糖葵花子,还有两个穿军装的小伙子。这两个小伙子,我想是机械兵或师长勤务兵之类,一个手腕上戴着一只不走的表,另一个左边犬齿镶了金,上嵌绿色桃形饰物,他们谈他们的,无缘无故地大起声音来,“我们哪里没去过,什么‘交通工具’没坐过!飞机火车坦克车;法国大菜,钢丝床!”老鲁不说话,抽他的烟。等他们下了马车,端着肩膀走了,老鲁说,“两个烧包子!”好!这真是老鲁说的话。老鲁十几岁就当兵了。提起这个,令人惆怅:老是跟老鲁说,“老鲁,什么时候你来,弄点酒,谈谈你自己的事我们听听。”老鲁则说:“有什么可谈的,作孽受苦就是了。好唉,哪天。今儿不行,事多。”老说,老说,始终没有个机会。

    我们就知道一点点。老鲁在张宗昌手下当过兵。“铳子队,”他说。“童子队?”有人不懂。“铳子队!哦,不懂,铳子队就是马弁。”有人懂。“马弁,噢,马弁。”都懂了。“铳子队,都挑些个年轻漂亮小伙子,才出头二十岁!”老鲁说。大家微笑。笑现在,也笑从前。大家自然相信老鲁曾是个年轻漂亮小伙子,盒子炮,两尺长鹅黄丝穗子!老鲁他不悲哀,仿佛那个铳子队是他弟弟似的看他自己。他说了一点大帅的事,也不妨说是他自己的事吧:“大帅烧窑子。北京,大帅走进胡同,一个最红的姐儿,窑姐儿刁了支烟,(老鲁摆了个架势,跷起二郎腿,抬眉细目,眼角迤斜,)让大帅点火。大帅说,‘俺是个土暴子,俺不会点火。’豁呵,窑姐儿慌了,跪下咧,问你这位,是什么官衔。大帅说‘俺是山东梗,梗,梗!’(老鲁跷起大拇指,圆睁两眼,嘴微张开半天。从他神情中,我们知道‘梗,梗,梗!’是一种什么东西。这个字实在不知道怎么写。大帅的同乡们,你们贵处有此说法么?)窑姐儿说是你老开恩带我走吧。大帅说,‘好唉!’(大帅也说‘好唉’?)真凄惨,(老鲁用了一个形容词。)烧!大帅有令,十四岁以下,出来。十四岁过了的,一个不许走,烧!一烧烧了三条街,都烧死咧。”——老鲁叙述方法有点特别。你也许不大弄得清白。可不是,我也不知道大帅为什么要烧窑子。我们就大概晓得那么一回事就是了。当然,老鲁也是点火烧的一个了。他是铳子队嘛。另外,我们还知道一点老鲁吃过的东西。其一是猪食。军队到了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饿了好几天了,老百姓不见影子,粮食没有一颗。老鲁一看,咳!有个猪圈,猪是早没有了,猪食盆在呐,没办法,用手捧了一把。嗐,“还有两爿儿整个苞谷一剖俩的呢,怪好吃!”老鲁说这比羊肉好吃多了。“比羊肉好吃?”有人奇怪,唉,什么羊肉,白煮羊肉。“也是,老百姓都逃了,拖到一只羊,杀倒了,架上火烀烂了:没盐!”没盐的羊肉,你没有吃过,你就无法知道那多么难吃。何况又是瘪了多少日子的肚子。啧啧,老鲁吃过棉花。那年,(他都说得有时间有地方的,我都忘了。)败了,一阵一阵地退。饿得太凶了,都走不动,一步一步拖,有的,老鲁说,“像个空口袋似的就颓下去了。”昏昏乎乎的,“队伍像一根烂草绳穿了一绳子烂草鞋,一队鬼。”实在饿狠了。老鲁他不觉得那是他自己。可是得走呀,在那个一眼看不到一棵矮树,一块石头的大平地上走。浑身没有一丝气力,光眼皮那还有点儿劲,不撑住,就耷拉下来了。老鲁看见前头一个人的衣服破了一块,白白的棉花绽出来,“吃棉花!前后肚皮都贴上了,”老鲁的脸上黑了一黑,“棉花啊,也就是填到肚里,有点儿东西。吃下去什么样儿,拉出来还是个什么样儿!”这,我们知道,纤维是不大溶解的。可是真没想到这点儿智识用到这上头来。这种事情于我们,还是不大“习惯”。生命到耗到最后一点点,居然又能回来。这教你想起小时候吹灯,眼看快灭了,松了口气,它又旺起来了,由青转红,马上就雪亮。极不可思议。且说这些经验于老鲁本身是什么意义呢?噫,这问题不大“普通”,我们且不必管他。然而,老鲁不经过这些事仍无损其为一个老鲁?老鲁呢,他是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老鲁这一辈子“下来”过好几次。他在上海南京都住过。下来时,大概都有了点钱。他说在上海曾有过两间房子,想来还开个小铺子的。南京他弄过一个磨坊。这是抗战以前的事。一打仗,他摔下就跑了。临走时磨坊里还有一百六十多担麦子。离开南京,他身上还有点钱,钱慢慢花完了,“又干上咧”。老鲁是“活过来的”了。他不大怀念那个过去。只有一次,我见他颇为惘然的样子。黄昏的时候,在那个茶棚前,一队驮马过去。赶马的是个小姑娘,呵斥一声,十头八匹马一起撒开步子,背上一个小木鞍桥郭搭郭搭敲着马脊背直响。老鲁细着眼睛,目送过去,兀立良久。他舌尖顶着牙龈肉打了个滚。但在他脱下军帽,抓一抓光头时,他已经笑了:“南京城外赶驴子的,都是十七八岁大姑娘,一根小鞭子,哈哧哈哧,不打站,不歇力,一劲儿三四十里地,一串几十个,光着脚巴丫子,戴得一头的花!”这么一来,那一百六十担麦子不能折磨他了。老鲁在他的形容中似乎得到一点快乐。“戴得一头的花”,他说得真好。

    可是话说回来了,一百六十担麦子是一百六十担麦子呀,不是别的。一百六十担麦子比起一斗四升豆子,就显得更多了。也难怪老鲁要提起好多次。老鲁爱的是钱。他那么挑水,也一半为钱。“公家用的”水挑完了之后还给几个有家眷自己起火的,有孩子,衣服多,不能给人洗的,挑私用的水。多少可以得一点钱。有人问老鲁,“你要钱干什么?”意思是“你这么样活了大半辈子,还对这个东西认识不清楚么?”有人且告诉他几个故事。某人某人,赤手起家,弄了三部卡车,来回跑缅甸仰光,几千万的家私,一炮也就完了。护国路有所大洋楼,黄铜窗槛绿绒帘子,颤呀颤的沙发椅子,住了一个“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时来运转发了一笔横财,钱是有了,可是人过的极无意思。到了大场面,大家因他是财主,另眼看待,可是他刘姥姥进大观园,手足无措,一身不自在。就是自己家里白瓷澡盆都光滑冰冷用着不惯。从前的车站码头上一块吃猪耳朵闷小肠的朋友又没哪个敢来攀附他,实在孤独寂寞,整天摸他的大手。再说,三十年,一个马车夫得了法,房子盖得半条弄,又怎么呢,儿子们整天为一块瓦片吵架,一家子鸡犬不宁。老鲁说:“话不是这么说。”眼珠子是黑的,洋钱是白的。我家里挣下的几亩田,一定教叔叔舅舅占了,卖了。我回去,我老娘不介意,欢欢喜喜的,‘啊,我儿子回来了!’我就是光着屁股也不要紧。别人嚷,我回来吃什么?”是的。于是老鲁要攒钱,找钱。到我们这里来,第一着是买了一斗四升豆子。老鲁这回下来时本有几个钱,约十万多一点。(我们那学期的薪水一月二万五。)他一来的确做了不少次主人,请老校警喝酒的。连吃带用,又为一个朋友花了四万元。那个朋友队伍上下来,带了一支枪,想卖,路上让人查到了,关起来,老鲁得为他花钱。剩下那点钱,他就买了豆子了。他这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囤积了。他想等着起价,不想什么都涨,豆子直跌!没法,卖给拉马车的。自己常常看见那匹瘦骨嶙峋的白马,掀动大嘴咯嘣咯嘣地嚼他的豆子。可真气人,一脱手,价钱就俏起来了。

    据我们所知,老鲁后来又把他攒积下来的一点钱“运用”过两次。那是在搬了家以后了。且说我们搬了家。从观音寺搬到白马庙。我是跟老鲁一车子去的。车子,马车。老鲁早已经到那边看过,远远就指给我们看,“那边,树郁郁的,唉,是了,旁边有个红红的大房子的。”他好像极欢喜,极兴奋。原因大半是那边“有一口大井,就在开水炉子旁边。”昆明的冬天也一点都不冷。老鲁那天可穿得整整齐齐。不知谁送了他一件旧青呢制服,想还是中学时候的东西,老鲁教洗衣老太婆翻了翻,和新的一样。就是小了点。自搬到那边,我住到另一地方,许多事都不大清楚了。过年了,(自然是阴历)一清早,到学校去看看,学校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子算是洋房了,台阶上还有几盆花。老吴门上贴了副春联: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是他自己手笔。我猛然想起从前在家里吃的莲子羹来。而老鲁来了,“汪先生来了!”给我作了个揖算拜年。我想起,掏了一千块钱给他。一会儿老吴也来了,我听说他现在地位高了,介乎工役与职员之间了,刚才见面已打了个招呼,怎么……老吴穿校长送他的咖啡色西服。我没等他表示什么,又掏出一千,说“我昨天赢了钱,你打酒喝。”我心里一算,一共三千,留一千我自己,刚好!其时我身边有个人望着我笑。本说我请客看电影的,现在只有让她请我,一千元留着买一包吉士斐儿。——自此,老吴以“大总管”自居,常衔了个旧烟斗,各处看来看去。有时在办公室门口大叫“老——鲁!”“耳朵上哪去了!”“要关照多少次?”老鲁对老吴说得上是恨,除非老吴暴病死了他才会忘记,且会拿出一点钱为他花一花的吧。而且有一个姓胡的校警写了封信给校长,说,“东西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也回来了。胡,二十几岁,派头很新,全是个学生样子,多少事情都由他办了。老鲁就显得更不重要。老鲁似乎很不快乐。——老鲁是因此而不快乐?我知道的,老鲁有一笔钱“陷住了”。老鲁积攒积攒也有卯二十万样子。这钱为一个事务员借去,合资托一个朋友买了谷子。事情不知怎么弄的,久久未有下文。常见老鲁在他的茶炉间独自吃饭,——这时他离群索居,校警之中只一个老刘还有时带了一条大狗到他屋子玩玩,来跟他一处吃饭,老鲁现在几乎顿顿喝酒。“吃了,喝了,都在我肚子里,谁也别想。”意思是有谁想他的钱似的。我还是不懂,老鲁哪里来的牢骚呢,这样一个人?后来且见他一来就一盘二三十个包子请客,请厨子,请一个女教员所雇用的女工。我想,这可不得了,老鲁这个花法!渐渐知道,喝,老鲁做了老板了。这包子是学校旁边一个小铺子来的,铺子有老鲁十几万股本。果然,老鲁常蹲在包子铺门前抽他的烟筒,呼噜呼噜。他拿那个新烟筒向我照了照:

    “我买了个高射炮!”

    佛笃吹着纸媒,抽了一袋,非常满意的样子。

    “到云南来,有钱的没钱的,带两样东西回去。有钱的,带斗鸡。云南出斗鸡。没钱,带个水筒,——高射炮!”

    我挪过一张小凳子,靠门坐下来。门前是一道河,河里汤汤流水,水上点点萍叶,一群小鸭子叱叱咤咤向东,而忽而折向南边水草丛中。呵,鸭子不能叫小鸭子了,颜色早已都黑了。一排尤加利树直直地伸上去。叶子从各种方向承受风吹,清脆有金石声。上头是云南特有的蓝天,圆圆地覆下来。牛哞,哪里有舂臼声音。八年了,我来到云南。胜利了也快十个月。一起吃灰藋菜豆壳虫的都差不多离去了。啊——契诃夫主张每一篇小说都该把开头与结尾砍去,有道理!(幸好我这不是小说。)我起来,捡了块石头奋力一掷,看它跌在水里。

    现在,我离开云南将两个月了,好快!

    狗八蛋

    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背头梳得倍儿光。长脸,高鼻梁,高脑门,一丝不乱的大背头。六十岁的人梳这样的背头的,很少见。

    他在剧院练功厅大门看传达室。

    原来是打小锣的。他没有坐过科,打小锣是在票房里学的。他本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爱听戏,玩票。票友一般是唱,拉,也有打鼓的,像他这样专打小锣的,少。后来就干脆拜师搭班下海了。打了三十多年的小锣。后来,上了岁数,反应迟钝,“小锣水底鱼”、“小锣凤点头”,打得拖泥带水,不能再在台上做活了。人事处找他谈了话,让他来看传达室,他同意,说:“行!我不用再伺候孙子们了!”戏班里有个规矩:打小锣的要负责摆乐器,要把单皮鼓、大锣、小锣、铙钹堂鼓按规定位置摆好,并要把鼓师的椅垫盖在单皮鼓上,琴师的椅垫盖在堂鼓上。他觉得低人一等,凭什么这种事要打小锣的干?这是戏班的规矩,既然搭班下海了,就得依这个规矩。但是他摆乐器的时候心里总挺别扭。别扭了三十多年。离开舞台,也好,不用伺候孙子们了。工资照旧,钱不少拿。看传达室,轻省。

    一天没有什么事。

    喝茶,看报。

    掸衣裳。他爱干净。屋里挂着一个布掸子,没事就摘下来,浑身上下,劈劈啪啪抽打一气。一天要抽两三回。

    一天的大事是吃中午饭。他的中午饭吃得很有谱。传达室有一张炕桌,他到十二点,就搬到屋外树荫里,后面放一张小板凳,铺好一块雪白的桌布,打开一个大号铝饭盒。饭盒里装的是烤馒头片,或两个芝麻烧饼,煎带鱼或卤煮花干,咸鸭蛋。一定得有凉拌菜,拍黄瓜或拍小萝卜。他特爱吃拍小萝卜。什么作料也不放,他说放了作料就吃不出本味,吃不出清香。另外,他每天必要用一个小塑料袋带半袋白糖来:“我每顿饭要吃二两白糖。”说时微晃着脑袋,好像这是什么高人一等,值得骄傲的事。

    看传达室的职责是:一、有人来找人,到练功厅叫一叫;二、有电话找人,去喊一喊。他把两项职责都简化了,只有找院领导、导演、名演员的,他才慢条斯理地走到后面,嚷一嗓子:“×××,有人找!”他对谁都是直呼其名,不带称谓。有找一般演员、乐队的,他坐着不动:“自己找去!”电话,照例不传。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喂!”——“劳您驾,叫一叫×××。”他照例说:“不在。”随即把电话挂了。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他拿起听筒:“喂!”——“劳驾叫一叫×××。”——“不在。”——“他在,在,在。他刚跟我打的电话,叫我五分钟以后给他打电话。他就在西练功厅,劳驾,叫叫他。劳驾劳驾!”——“不信,你来看看!”

    他接这个电话时有一个武戏演员杨铁麟在旁边,气得他恨不能给他一个嘴巴。

    杨铁麟觉得他比王八蛋还要可恨,给他起了个外号:狗八蛋。

    迟开的玫瑰或胡闹

    邱韵龙是唱二花脸的。考科班的时候,教师看看他的长相,叫他喊两嗓子,说:“学花脸吧。”科班教花脸戏,头几年行当分得没有那样细,一般的花脸戏都教。学花脸的,谁都愿意唱铜锤,——大花脸,大花脸挣钱多。邱韵龙自然也愿学大花脸。铜锤戏,《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御果园》、《锁五龙》……这些戏他都学过。但是祖师爷没赏他这碗饭,他的条件不够。唱铜锤得有一条好嗓子。他的嗓子只是“半条吭”(“吭”字读阴平),一般铜锤戏能勉强唱下来,但是“逢高不起”,遇有高音,只是把字报出来,使不了大腔,往往一句腔的后半截就“交给胡琴”。内行所谓“龙音”、“虎音”,他没有。不响堂,不打远,不挂味。铜锤要求有个好脑袋。最好的脑袋要数金少山。铜锤要有个锛儿头(大脑门儿),金少山有;大眼睛,他有;高鼻梁、高颧骨,有;方下巴、大嘴岔,有!这样扮出戏来才好看。可是邱韵龙没有。他的脑袋不小,但是圆乎乎的,肌肉松弛,轮廓不清楚,嘴唇挺厚,无威猛之气。唱铜锤也要讲身材,得是高个儿、宽肩膀、细腰,这样穿上蟒、靠,尤其是箭衣,才是样儿。邱韵龙个头不算很矮,但是上下身比例不对,有点五短。而且小时候就是个挺大的肚子,他还不大服气。出科以后,唱了几年,有了点名气,他曾经约了一个唱青衣的坤角贴过一出《霸王别姬》。一出台,就招了一个敞笑。霸王的脸谱属于“无双谱”,既不是“三块瓦”,也不是“十字门”,眼窝朝下耷拉着,是个“愁脸”。这样的脸谱得是个长脸勾出来才好看。杨小楼是个长脸,勾出来好看。可是邱韵龙的脸短,勾出来不是样儿,再加上他的五短身材、大肚子,后台看他扮出戏,早就窃窃地笑开了:活脱像个熊猫。打那以后,他就死了唱大花脸这条心。他学过架子花,《醉打山门》、《芦花荡》这些戏也都会,但是出科就没有唱过。架子花要“身上”、要功架、要腰腿、要脆、要媚,他自己知道,以他那样的身材,唱这样的戏讨不了俏。因此,他唱偏重文戏的二花脸。他自有优势。他会“做戏”,台上的“尺寸”比较好,“傍”“角儿”演戏傍得很“严”。他的最好的戏是《四进士》的顾读,“一公堂”、“二公堂”烘托得很有气氛。他有一出算是主角的戏(二花脸多是配角),是《野猪林》。《野猪林》的鲁智深得袒着肚子,正合适。全国唱花脸的都算上,要找这么个肚子,还真找不出来。他唱戏很认真,不懈场,不“撒儿哄”,不洒汤,不漏水。他奉行梨园行的一句格言:“小心干活,大胆拿钱。”因此名角班社都愿用他。他是个很称职的二路。海报上、报纸广告上总有他的名字,在京剧界“有这么一号”。他挣钱不少。比起挑班儿唱红了的“好角”,没法儿比;比起三路、四路乃至“底帏子”,他可是阔佬。“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再看推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他在戏班里有一种优越感,他的文化程度比起同行师兄弟,要高出一截,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头挑”。唱戏的,一般都是“幼而失学”,他是高小毕了业的。打小,他爱瞧书、瞧报。他有个叔叔,是个小学教员,有一架子书,他差不多全看过。在戏班里,能看“三列国”(《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戏班里合称之为“三列国”),就是圣人。他的书底子可远远超过“三列国”了。眼面前的小说,不但是《西游》、《水浒》、《红楼》,全都看得很熟,就连外国小说《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莎氏乐府本事》,也都记得很清楚。他还有一样长处,是爱瞧电影,国产片、外国片——主要是美国电影,都看。他能背出很多美国电影故事和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不过他把美国明星的名字一律都北京话化了。他叫卓别林为贾波林,秀兰·邓波儿为沙利邓波,范朋克成了“小飞来伯”,把奥丽薇得哈弗兰(这个名字也实在太长)简化为哈惠兰,而且“哈”字读成上声,听起来好像是家住牛街的一位回族姑娘。他的叔叔鼓励他看电影,以为这对他的舞台表演有帮助。那倒也是。他会做戏,跟瞧电影多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许多缠绵悱恻,风流浪漫的电影故事于不知不觉之中对他产生了影响,进入了潜意识。

    他熟知北京的掌故、传说、故事、新闻。他爱聊,也会聊。戏班里的底包,尤其是跑龙套、跑宫女的年轻人,很爱听他白话。什么四大凶宅、八大奇案,每天说一段,也能说个把月,不亚于王杰魁的《包公案》,陈士和的《聊斋》。他以此为乐,也以此为荣。试举他说过不止一次的两件奇闻为例:

    有一个老花子在前门、大栅栏一带要饭。有一天,来了一个阔少,趴在地下就给老花子磕了三个头:“哎呀爸爸!您怎么在这儿,儿子找了您多少年了!快跟我回家去吧!”老花子心想:这是哪儿的事呀?我怎么出来个儿子,——一个阔少爷!不管它,家去再说!到了家,给老太爷更衣,到澡堂洗澡,剃头,戴上帽盔儿:嗨,还真有个福相。带着老太爷吃馆子、看戏。反正,怎么能讨老太爷喜欢怎么来。前门一带,这就嚷嚷动了:冯家的少爷(不知是哪位闲人,打听到这家姓冯)认了失散多年的老父亲。每逢父子俩坐着两辆包月车,踩着脚铃,一路叮叮当当地过去,总有人指指点点,谈论半天。天凉了,该给老太爷换季了。上哪儿买料子,——瑞蚨祥(2)。扶着老太爷,挑了好些料子,绸缎呢绒,都是整匹的,外搭上两件皮筒子,一件西狐肷,一件貉绒,都是贵重的稀物。一算账,哎呀,带的钱不够。“这么着吧,我回去取一趟,让老爷子在这儿坐会儿。东西,我先带着。我一会就来。快!”瑞蚨祥的上上下下对冯大少都有个耳闻,何况还有老太爷在这儿坐着呢。掌柜的就说:“没事,没事!您尽管去。”一面给老太爷换了一遍茶叶。不想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过了两个钟头了,掌柜的有点犯嘀咕,问:“老太爷,您那少爷怎么还不来?”——“什么少爷!我跟他不认识!”掌柜的这才知道,受了骗了。行骗,总得先下点本儿,花一点时间。

    廊坊头条的珠宝店,现在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了,在以前,哪一家每天都要进出上万洋钱。有一家珠宝店,除了一般的首饰,专卖钻戒。有一天,来了一位阔少,要买钻戒。二柜拿出三盒钻戒请他挑。他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挑选,左挑右挑,没有中意的。站起来,说了一声:“对不起,麻烦你们了!”这就要走。二柜喊了一声:“等等!”他发现钻戒少了一只。“你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搜!”——“搜不出来呢?”——“摆酒请客,赔偿名誉损失!”“请搜。”解衣服,脱袜子,浑身上下,搜了一个遍:没有。珠宝店只好履行诺言,请客、赔偿。二柜直纳闷,这只钻戒是怎么丢的呢?除了柜上的伙计,顾客就他一个人呀。过了一些日子,珠宝店刷洗全堂家具,一个伙计在茶几背面发现一张膏药的痕迹,膏药当中正是那只钻戒的印子。原来,阔少挑钻戒时把这只钻戒贴在了茶几背面,过了几天,又由别的人来取走了。贴钻戒,这要手疾眼快。骗案,大都不是一个人,必有连裆。

    邱韵龙把这些奇闻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其实都有所本。头一件奇闻,出于《三刻拍案惊奇》第九回。第二件奇闻的出处待查。他白话的故事大都出于坊刻小说或《三六九画报》之类的小报。有些是道听途说。比如他说川岛芳子(金碧辉)要敲翡翠大王铁三一笔竹杠,铁三把她请到家里去,打开珍宝库的铁门,请她随便挑。这么多的“水碧”,连金碧辉也没有见过。她拿了一件,从此再不找铁三的麻烦。这件事就不知道可靠不可靠。不过铁三他是见过的,他说铁三有那么多钱,可是自奉却甚薄,爱吃个芝麻烧饼,这也有几分可信。金碧辉他也见过,经常穿着男装,或长袍马褂,或军装大马靴,爱到后台来鬼混。金碧辉枪毙,他没有赶上。有一个敌伪时期的汉奸,北京市副市长丁三爷绑赴刑场,他是看见的。这位丁三爷恶迹很多,但是对梨园行却很照顾。有戏班里的人犯了事,叫公安局或侦缉队薅去了,托一个名角去求他,他一个电话,就能把人要出来。因此,戏班里的人对他很有好感。那天,邱韵龙到前门外去买茶叶,正好赶上。他亲眼看到丁三爷五花大绑,押在卡车上。不过他没有赶去看丁三爷挨那一枪。他谨遵父亲大人的庭训:不入三场——杀场、火场、赌场。

    不但上海绿宝之类的赌场他没有去过,就是戏班里耍钱,他也概不参加。过去,戏班赌风很盛,后台每天都有一桌牌九。做庄的常是一个唱大丑的李四爷。他推出一条,开了门,手里控着色子,叫道:“下呀!下呀!”人家纷纷下注。邱韵龙在一旁看着,心里冷笑:今天你下了,明天拿什么蒸(窝头)呀!

    他不赌钱,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吃。吃肉,尤其是肘子,冰糖肘子、红焖肘子、东坡肘子、锅烧肘子、四川菜的豆瓣肘子,是肘子就行。至不济,上海菜的小白蹄也凑合了。年轻的时候,晋阳饭庄的扒肘子,一个有小二斤,九寸盘,他用一只筷子由当中一豁,分成两半,掇过盘子来,呼噜呼噜,几口就“喝”了一半;把盘子掉个边,呼噜呼噜,那一半也下去了。中年以后,他对吃肉有点顾虑。他有个中医朋友,是心血管专家,自己也有高血压心脏病,也爱吃肉吃肘子。他问他:“您是大夫,又有这样的病,还这么吃?”大夫回答他:“他不明儿才死吗?”意思是说:今天不死,今天还吃。邱韵龙一想:也有道理!

    邱韵龙精于算计。有时有几个师兄弟说:“咱们来一顿”,得找上邱韵龙,因为他和好几家大饭馆的经理、跑堂的、掌勺的大师傅都熟,有他去,价廉物美。“来一顿”都是“吃公墩”,即“打平伙”,费用平摊。饭还没有吃完,他已经把账算出来,每人该多少钱,大家当场掏钱,由他汇总算账,准保一分也不差。他有时也请请客,有一个和他是“发小”(3),现在又当了剧团领导的师弟,他有时会约他出来来一顿小吃,那不外是南横街的卤煮小肠、门框胡同的褡裢火烧、朝阳门大街的门钉肉饼,那费不了几个钱。

    他二十二岁结的婚,娶的是著名武戏教师林恒利的女儿,比他大两岁。是林恒利相中的。他跟女儿说:“你也别指望嫁一个挑班唱头牌的,我看也不会有唱头牌的相中你。再说,唱头牌的哪个不有点花花事儿?那气,你也受不了。我看韵龙不错,人老实。二牌,钱不少挣。”托人一说,成了。媳妇模样平常,人很贤惠,干什么都是利利索索的。他们生了个女儿。女儿像韵龙,胖乎乎的,挺好玩。邱韵龙爱若掌上明珠,常带她到后台来玩。媳妇每天得给他捉摸吃什么,不能老是肘子。有时给他煽一个锅子(涮羊肉),有时煨牛(肉)(4),或是炒一盘羊尾巴油炒麻豆腐(5)。一来给他调剂调剂,二来也得照顾照顾女儿的口味。女儿读了外贸学院,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一转眼,邱韵龙结婚小四十年了。一家子过得风平浪静,和和美美。

    万万没有想到:邱韵龙谈恋爱了!

    消息传开了,很多人都不相信。

    “邱韵龙谈恋爱?别逗啦!”

    “他?他都六十出头啦!”

    “谁要他呀?这么大的肚子!”

    事实就是事实,邱韵龙不否认。

    女的是公共汽车公司卖月票的售票员,模样不错,照邱韵龙的说法是:“高鼻梁,大眼睛,一笑俩酒窝。”她四十几了,一年前死了丈夫。因为没有生过孩子,身材还挺苗条,说是三十大几,也说得过去。邱韵龙每月买月票,渐渐熟了,每次隔着售票处的窗口,总要搭搁几句。有一次,女的跟他说:“我昨儿晚上瞧见您了,——在电视里。”——“你瞧见了吗?”那是一次春节晚会,有一个游艺节目,电影明星和体育健将的排球赛,——用氢气球,只许用头顶,邱韵龙是裁判。那天他穿了一件大花粗线毛衣,喊着裁判口令:“红队,得分!”——“蓝队,过网击球,换发球!”本来这是逢场作戏,逗人一乐的事,比赛场内外笑声不绝,邱韵龙可是认真其事,奔过来,跑过去,吹哨子,叫口令,一丝不苟,神气十足。“您真精神!样子那么年轻,一点不显老!”——“是吗?”邱韵龙就爱听这句话,心里美不滋儿的。邱韵龙送过两回戏票,请她看戏。两个人看过几场电影,吃过几回小馆子。说话这就到夏天了,他们逛了一回西山八大处。回来,邱韵龙送她回家。天热,女的拧了一个手巾把儿递给他:“您擦擦汗。我到里屋擦把脸,你少坐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女的撩开门帘出来:一丝不挂。

    有人劝邱韵龙:“您都这么大的岁数了,您这是干什么?”

    邱韵龙的回答是:“你说吃,咱们什么没吃过?你说穿,咱们什么没穿过?就这个,咱们没有干过呀!”

    女的不愿这么不明不白,偷偷摸摸地过,她让他和老婆离婚,和她正式结婚。

    他回家和老婆提出,老婆说:“你说什么?”

    他的一个弟妹(师弟的媳妇)劝他不要这样,他说:

    “我宁可精精致致地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

    这实在是一句十分漂亮,十分精彩的话,“精精致致”字眼下得极好,想不到邱韵龙的厚嘴唇里会吐出这样漂亮的语言!

    他天天跟老婆蘑菇,没完没了。最后说:“你老不答应,赶明儿那大红花叫别人戴上了(6),你心里不难受呀?”

    他的女儿听到母亲告诉她父亲的原话,说:“这是什么逻辑!”

    老婆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说:“离!离!”他自觉于心有愧,什么也没有带,大彩电、电冰箱、洗衣机,成堂沙发,组合家具,全都留给发妻,只带了一个存折,两箱衣裳,“扫地出门”,去过他那精精致致的日子去了。

    他很注意保重身体。家里五屉柜一个抽屉里装的都是常用药。血压稍有波动,只要低压超过九十,高压超过一百三,就上医务室要降压灵。家里常备氧气袋,见了过了六十的干部就奉劝道:“像咱们这个年龄,一定要有氧气袋!”他还举出最近逝世的两个熟人,说“那样的病情,吸一点氧气就过来了。家里人无知呀!”他犯过两次心绞痛,都不典型,心电图看不出太大的问题。这一天,他早餐后觉得心脏不大舒服,胸闷气短,就上医院去看看。医院离他家——他的新居很近,几步就到了,他是步行去的。他精神还挺好。头戴英国兔毛呢便帽,——唱花脸的得剃光头,不能留发,所以他对帽子就特别在意,他有好几顶便帽,都是进口货;穿着铁灰色澳毛薄呢大衣,脚下是礼服呢千层底布鞋,——他不爱穿皮鞋,上面不管穿什么,哪怕是西服,脚下也总是礼服呢面布鞋。他双手插在大衣兜里,缓缓地,然而是轻轻松松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像一个洋绅士在散步。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很潇洒。觉得自己有一种美。这种美不是泰隆保华(泰隆·鲍华)、罗拔泰勒(罗伯特·泰勒)那样的美,这是“旱香瓜——另一个味儿”。他觉得自己很有艺术家的气质、风度,他很有自信。这种自信在他恋爱之后就更加强化,更加实在了。他时时不免顾影自怜——在商店大橱窗的反光的玻璃前一瞥他自己的风采,他原以为没有事儿,上医院领一点药就回来了,没想到左前胸忽然剧痛,浑身冷汗下来了,几乎休克过去。医生一检查,当即决定,住院抢救:大面积心肌梗死。

    住院抢救,须有家属陪住。叫谁来陪住呢?他的虽已登记,尚未正式结婚的新夫人不便前来,医院和剧团领导研究,还是得请他已经离婚的原配夫人来。

    到底是结发夫妻,他的原先的老伴接到通知,二话没说,就到医院里来了,对他侍候得很周到。他大小便失禁,拉了一床,还得给人家医院洗床单。他神志清醒,也很知情,很感激。

    他还没有过危险期,但是并没有把日子过糊涂了。正是月初,发薪的日子,他跟老伴说:“你去给我把工资领来。”老伴说:“你都病成这相儿了,还惦着这个干什么?”——“你去给我领来,我爱瞧这个!”老伴给他领来了工资,把一沓人民币放在他的枕边。他看了看人民币,一笑而逝。享年六十二岁。

    他死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追悼会。悼词不好写,写什么?追悼会的会场上家属位置上谁站着?

    他死后,剧团的同事说:“邱韵龙简直是胡闹!”

    他的女儿说:“我爸爸纯粹是自己嘬(7)的!”

    (1)袁枚曾说大观园就是他的随园。

    (2)瑞蚨祥是北京最大的绸缎庄。

    (3)“发小”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意思。

    (4)煨牛肉是用牛肋条肉文火煨透,得煨一夜。

    (5)麻豆腐是制粉丝下脚料,本身很便宜,但配料费钱,羊尾巴油很不易得。

    (6)做新郎,例于胸前戴绢制大红花一朵。

    (7)“嘬”是地道北京话,有自作自受、自己找死的意思,但语气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