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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炯锦
约两年半以前,刘绍唐先生嘱为传记文学写一篇我在北京大学受学时的回忆。因彼时正忙于办理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结束事项,未能报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庆以前,抽暇草拟,不意有许多笔债和事务待办,以致迟迟未能着手。现在又快到今年校庆了,只得将过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记忆的琐事拉杂追叙,如有错误或欠正确之处,尚希阅者指教。
*六年夏,看见北大招生的广告,应考资格有同等学历一项。彼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刚修完二年级的课程,乃报名投考预科,因物理化学尚未修习,乃请高班同学指导,补习了一月。考试结果,幸被录取,编入文预科一年级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学毕业不能应试,故我跳越了两年转学北大,实属幸运。
南开中学一切很认真严格,教员按时上下课,每学期的功课均按时教完。学生则闻上课铃即入教室,请假须合规定,不得无故缺课。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绩差者,教员予以责备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课者补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级。故教与学均兢兢业业的进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系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长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很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的功课虽未能按时讲完,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开的谨严,与北大的启发,合并用于教学,当可以使大多数学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为清代已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学生们亦多僚气与暮气甚深。我初入学时,尚闻人论说:北大老旧,高师穷苦,清华洋气。但事实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长后,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并勉学生以三事:一、研究学问,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月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六条。四月停聘学术标准不合在大学任教之外国教师。是年冬组织学术讲演会,并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来北大后,学校已逐步改进。加以他豁达的气度,远大的眼光,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已经使师生们均受其感召,而追求进步及革新。是年秋季开学上课未久,就觉得我们班上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学识丰富而有见解,如马裕藻讲中国学术文,朱宗莱讲模范文,钱玄同讲中国文字学,杨敏曾讲中国史,何炳松讲世界文明史(后改称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讲中国地理。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
这时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黄侃(季刚)、黄节、陈汉章、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大齐、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两科亦有许多驰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及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均受人们的称许、推崇,或引起辩驳。但著名的学人中,亦有些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使人骇异。蔡先生乃于*七年提倡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三类:一类是不嫖不赌,不纳妾;一类是除上述三者外,并且不吸烟,不饮酒;一类是除上述五者外,尚须不食肉类。这一个会以后事实证明,没有发生多大效力。但蔡先生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人员入会,一年以后将学术声誉甚高、而其私生活仍旧糜烂的几个教授不予续聘。故蔡先生虽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但不许“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注重邀请饱学之士任教,使学生的知识增进;但亦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故教员的行为苟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其学识如何渊博,亦不能不割爱使其去职。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新旧之争,北大的教员们,如胡适之、钱玄同、沈尹默等,常发表白话文、白话诗,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固有的各家遗著,返还古哲人们学说的本来面目。校内外的反对者们,乃以为他们“离经叛道”“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校外把残守缺之士如林琴南先生者,竟信以为实,于八年三月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校长书,有云:“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行,故发斯言。”
蔡校长阅报后,乃即写“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送《公言报》发表,兹择要节录数段如下: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借,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近年于教科书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智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所谓“武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李贽所说)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绝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
又次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溥,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则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人有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先生这篇答林琴南书,实吾国新旧争论时期之一件重要文献。把他办学的宗旨与苦心,说的极为清楚。处吾国一处落后的情况下,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大学将延聘不到良好教员,学校一定无法办好。故他只得取人之长,而不重要其短。他说“复辟主义,*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于学校耶?”因为他对延聘教员系取人之长,期使学生得受良好教育。他们之中,如有在校外发表不法言论者,苟触犯国法,自应由政府依法取缔。学校既不能庇护,亦不能代负其责任。
蔡先生“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发表于*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后不到两月,即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吾国政治教育文化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影响。因人们对之看法与了解不同,故其为功为罪,尚无定论。笔者于五十八年九月《传记文学》曾有评议,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对于容许以白话文编讲义及讲授课的道理,说的清楚合理。对于以后白话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响。因五四以后人们对于一切革新,无论批评或赞扬,都认为系五四造因;对蔡先生替白话文的辩护,反少注意。故本文对蔡先生此函括引特多,期使阅者了解白话文发展经过之*。
在大学预科受学时期,有几件琐事,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在民六的冬季,学校规定凡学年考试国文、英文或数学,有一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升级,当时大家都兢兢业业,惟恐以此留级。而学年考试终结,确有好些人未能升级。可惜此项规定以后未克继续实行。因为五四前后,有些学生自己的学业很有成就,却主张学校应该废弃考试。犹忆蒋梦麟先生答复一个学识很好的学生朱谦之的信,被其公开发表。蒋说:要文凭就要考试,不要文凭就可以不要考试。朱答复说:读书为求学问,本来他就没有想要文凭。朱君既未参加五四运动工作,思想亦不左倾,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著有《周秦诸子通论》,但他极力主张学校废弃考试,这种废止考试的呼声,很影响考试的严格认真。可见一个国家到了穷则变的时代,自难免众说纷纭。将民初以来诸多变化,都认为由于五四运动,未免只见一斑,未窥全豹。
当时有一个驰名的经史学教授黄季刚先生,为学人们所崇仰。但其行动常令人感觉奇怪骇俗。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门口,与一个拉人力车者对骂,他旋骂旋向校内行走,惹得许多人围观。有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塌了,言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出,致将许多玻璃挤碎。我那时虽知有胡适之先生,主张文学革命,但尚未见过胡先生本人。只听同学们常说:胡先生教中国哲学史,方法新颖,内容丰富,大受听讲的学生欢迎。民七的一晚,同宿舍的狄君武学长约我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我们不远,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的人。觉得甚奇特,询狄为何人?他说是胡适之先生,因胡遭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我时常想:黄深研我国经史,应是衣冠整齐,态度严肃的人,胡被讥为反对旧文学旧礼教的人,应是不守传统规范不拘于小节的人。但在看见过他们以后,觉得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
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北大除本系少数学课外,可以选修旁系许多功课,且可随意去到别班听讲。所以没有固定的课堂与座位。以此北大学生养成一种奇特习惯,在讲堂连桌并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学术方面,人们说北大派如何,如何,与真相实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后,有少数学术性或政治性团体,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社、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但每一团体多则一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或数人,绝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的北大派。因为北大主张学术自由,团体与团体,以及教员、学生,个人与个人之间,见解诸多不同,而且有时互相公开批评。如胡适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些可疑之点。梁先生在学校大礼堂公开讲演,为他的见解辩护,并指出胡先生的批评欠当。同学易家钺与苏梅女士因见解不同,在报刊上激烈争辩,乃至发有秽语,引起不少同学对之攻击。故北大在学术上有许多小派别,但绝无一个北大派。同学对于教师,亦多不以其学术派别不同,有所好恶。只要其学识确实优良,对之同样敬重。例如留英回国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学一年,与几位留美而受同学欢迎的老教授,见解不合,辞职他就。有不少同学,对之依依惜别。傅甚感动,愿无酬为之教西洋哲学史,我亦曾往听过。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为日字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故北大对学术研究,确是思想自由,但没有统一的思想以成立一个派系。
北大在民九春季,允准女生入学旁听,在吾国教育史上,实应属一件大事。因为在*初年,男女的界限甚严。不但没有男女同校的学校,一般娱乐场所亦男女分座,不能相混。记得有一对新婚夫妇欲同往城南游艺园听戏,但限于规定,不能并座。其夫异想天开,乃妆扮成女人,与妻同坐妇女席。不幸被发觉,警方以其伤风败俗,竟将其夫游街示众!不但未受*指摘,卫道的人对警方之处罚,且加称赞。故北大容纳女生旁听,现在看起来,何足惊奇,但在当时确系骇俗。以后曹锟、张作霖打倒安福系时,他们曾在宴会席上面告卫戍司令王怀庆说:听说有个蔡校长让男女同校,败坏风俗,可拘押究办。教育总长范源濂解劝说:“蔡是书生办学,并无其他作用,请不必追究。”以此就可知当时允女生在男校旁听,实是一件责任严重的大事。兹略述起初容纳女生入学经过,及其在校情形如下:
民八夏,有一个甘肃籍女生邓春兰向北平报纸投稿多次,主张各学校应准许女生入学,引起报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评论。彼时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过。民九春有一江苏籍女生王蓝,请求入校旁听,旋获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请求。共收多少女旁听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学系一年级受学,我们的班上,当时有三个女生,其座位纵排在一般学生座位的右前方。她们态度很庄重,少言笑,更少见其与男生谈过话。她们之一,名赵懋华者,在抗战前,曾任立法委员。同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与男生不复分座听课。北平其他各大专学校亦准女生受学。
民八秋蔡校长被挽留返校后,鉴于学生为校长去留,迭次发生*,乃宣布其教授治校的构想,并邀蒋梦麟先生来校协助。北大原分文、理、法三科,每科设一学长负责。不久改组,废学长制。北大原分三院办理校务,文科在沙滩,理科在马神庙,法科在译学馆。改组后原来文科办事的地方名第一院,理科的名第二院,法科的名第三院,好像与原称文科、理科、法科,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其实则大不相同。改组后各科学长废除,各学系的事宜,均直归教务长指导管理,院只成为学校一部分地方的名称,而非管理校务和机构。文科学长陈独秀遂于此时离校。学校各学系均设一主任,由各系主任选其中一人为教务长,直接管理教学事宜。各事务单位之上,设一总务长,负责指导一切事务之进行。各教授合组评议会,学校重要事项,提由该会决议。校长室设一秘书,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北大第一任总务长由蔡校长聘蒋梦麟先生充任,教务长则马寅初先生当选。前者我离校时仍为蒋先生,后者则马任职未久即辞去,由何育杰、胡适之、顾孟余诸先生相继担任,顾先生最久,我毕业以后,他尚继续任职。民十二我毕业后,不悉在何时北大及其他各大学均于教务长之外,又设各院院长,分理各院事宜,且系聘任,与蔡先生当时教授治校之用意,大不相同。
蔡先生于民九冬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于考察期间,其校长职务,由蒋梦麟先生代理。他于十二月底抵法,其后赴比、德、奥、意、瑞士、瑞典、荷兰、英、美各国考察,于八月中旬代表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会议后返国。在其出国期间,因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领不到薪水。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各校学生亦起而声援。迁延数月,北政府知悉事态严重,乃为补发欠薪,并向之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先生回国后,大不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的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教职员接受蔡先生的提示,决议将罢课期间内所领之薪水归公,但请分期扣除。以后北政府又常欠发学校经费,致扣除之决议,无法实行。但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蔡先生海外归来不久,召集学生讲话,勉其为国努力。他说: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多谓德、奥、义〈意〉侵略集团失败后,当实现长期和平。此次他到欧美考察,方觉完全不是那样。列强们勾心斗角,均为自己国家利益打算,并未对世界和平着想。我们处此情势下,非发奋图强,则无以自全。他归来后,觉得国人仍将我国的安全,寄望于列强之维持世界和平,而不自求如何巩固国防。我们的学校对练习军*,已不注意。他从前买了几匹马,教学生学骑术,归后方知骑术未复学习,连马都已经卖了。这种误信世界业经和平的心理,实在太可怕了!望大家务要自行振作,不要将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希望于别国的维护。要国人努力以求自立自强,而后国家方有前途。他本着这种看法,并认为想要国家社会好,自己先应该廉洁持身。乃要求教职员们不要领罢课时期应有的教课薪酬。且屡次呼吁学生们应努力学业,充实自己,以准备为国家效力。民十一五月,北大成立妇孺保卫团。旋聘蒋百里、黄郛两先生,讲授军事学。
民十一春,学校发生一次不幸骚乱。学校负责人员以为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系由学生自购,则讲义印刷费理应由学生负担。故决定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平均一学期每人负担不过六、七元,本系无关重要。乃有少数当时所谓“过激派”学生,鼓动拒绝缴纳,并包围蒋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蔡先生闻悉,非常震怒,亲入重围,告诫学生不可无理取闹。学生们多数闻而散去,但仍有一些人鼓噪叫嚣。蔡先生乃立即表示辞职。一般学生知悉后,乃决定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办法。届时到会学生踊跃,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拘留校长,而坐席的各方面,有人狂喊“下来!下来!嘘嘘!”不久见发言者不予理会,乃竟欲冲上台去殴打;致一般学生不平,亦冲上去对打。方看清叫闹者不过十数人,不敌逃出。下午在原地重行集会,事前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人毋许参加。到场的人数更为众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并对滋事的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学校布告教授们集会决议,将为首滋事之学生冯某(忘其名)开除学籍。这次校内风潮,由于学生们自动予过激分子以制裁,乃不到两天,即行平息。学生们警觉这些不良分子与校外阴谋暴乱的党徒有勾结,乃自动组织许多小团体,从事抵制。我当时加入的一个团体,叫民治主义同志会。其目的在促进*,并防阻过激分子捣乱学校与社会。因绝大多数纯洁分子已有警觉,故此后直至我毕业时,本校学生在校内再没有闹过风波,而为遏制过激分子捣乱,成立的一些小组织,遂亦无形星散。
在北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而印象最深者为胡适之、陈百年、梁漱溟诸先生;其次为朱经农、唐擘黄、燕树棠、何海秋诸先生。亦听过傅佩青、徐炳昶两先生短时期的讲授。他们都是学识丰富,各有自己的见解与心得。但在教学方面,则多不相同。陈先生对于教课,准备极为充分,每教一课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条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论文;惟其讲话很快,声音又低,使人不易听懂。梁、傅、徐诸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均有创见,但他们不长于表达。学生听不懂时向之询问,其答言亦不为人了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的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钦佩其见解正确。但他甚不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于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邀本班一个国文很好的陈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笔记,经他加以核正后付印。唐先生教的高级心理学,真是与高级的意义名实相符。他讲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与佛学里讲心理的内容相似。当时我常感印度人能于数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学,真是奇迹。但唐先生用英语讲授,我们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该课进行的很慢,学生获益不大。朱、燕、何诸先生讲解都甚清楚,但所讲的义理都很浅近,与课本的内容无多大的差别。在上述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光阴过的真快,我离开北京大学,已近五十年了,许多往事已记不清。上述诸事尚能忆其梗概,但拉杂陈述,不成体系,故题之为琐忆。如有不符事实之处,尚祈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