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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三沈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把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痊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皇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常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
二马
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该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大共始终。*廿六年(一九三七),学校迁往长沙,随后又至昆明,他没有跟了去,学校方面承认几个教员有困难的不能离开北京,名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我,由学校每月给予留京津贴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与冯孟两位却已去世了。
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弟兄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但有时迹近戏弄的也不赞成。有一次刘半农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样和他开玩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信面上写作“鄞县马厩”,主人见了怫然不悦,这其实要怪刘博士的过于轻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见了女学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时的那种客气和不客气的态度都没有用处。现在来讲这种轶事,似乎对于故人有点不敬的意思。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寻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时,总是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那毕竟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他有一个时候曾在女师大或者还是女高师兼课,上课的时候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
“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他有点为难,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本,模糊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捣乱的学生就是那有名的黄瑞筠,当时在场的她的同学后来出嫁之后讲给她的“先生”听,所以虽然是间接得来,但是这故事的真实性是十分可靠的——。说到这里,联想所及不禁笔又要岔了开去,来记刘半农的一件轶事了。这些如教古旧的道学家看来,就是“谈人闺阃”,是很缺德的事,其实讲这故事其目的乃是来表彰他,所以乃是当作一件盛德事来讲的。当初刘半农从上海来北京,虽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传来的“才子佳人”的思想还是存在,时常在谈话中间要透露出来,仿佛有羡慕“”的口气,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半农禁不起朋友们的攻击,逐渐放弃了这种旧感情和思想,后来出洋留学,受了西欧尊重女性的教训,更是显著的有了转变了。归国后参加《语丝》的工作,及张作霖入关,《语丝》被禁,我们两人暂避在一个日本武人的家里,半农有《记砚兄之称》一小文,记其事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我所说的便是躲在菜厂胡同的事,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刘胡二博士虽是品质不一样,但是在不忘故剑这一点上,却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胡适之尚健在,若是刘半农则已盖棺论定的了。
二马之余
上边讲马幼渔的事,不觉过于冗长,所以其他的马先生只能写在另外的一章了。马四先生名叫马衡,他大约是**年才进北大的吧,教的是金石学一门,始终是个讲师,于校务不发生什么关系;说的人也只是品凑“二马”的人数,拉来充数的罢了。他的夫人乃是宁波巨商叶澄衷堂家里的小姐,却十分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曾对别人说:
“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可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间,马叔平却是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胡博士买到福特旧式的“高轩”,恐怕还要在他之后呢。他待人一样的有礼貌,但好谈笑,和钱玄同很说得来;有一次玄同与我转托黎劭西去找白石刻印,因为黎齐有特别关系,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块半钱一个字,叔平听见了这个消息,便特地坐汽车到孔德学校宿舍里去找玄同,郑重的对他说:
“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给齐白石?”他自己也会刻印,但似乎是仿汉的一派,在北京的印人,经他许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寿石工,他给我刻过一方名印,仿古人“庾公之斯”的例,印文云“周公之作”,这与陈师曾刻的省去“人”字的“周作”正是好一对了。他又喜欢喝酒,玄同前去谈天留着吃饭的时候,常劝客人同喝,玄同本来也会喝酒,只因血压高怕敢多吃,所以曾经写过一张《酒誓》,留在我这里,因为他写了同文的两张,一张是给我的,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都寄到这里来了。原来系用九行行七字的急就自制的红格纸所写,其文曰:
“我从中华*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当天发誓,绝对戒酒,即对于马凡将、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钱龟竞十。”下盖朱文方印曰龟竞,十字甚粗笨,则是花押也。给我的一纸文字相同,唯周苦雨的名字排在前面而已。看了这写给“凡将斋”的《酒誓》,也可以想见主人是个有风趣的人了。他于赏鉴古物也很有工夫,有一年正月逛厂甸,我和玄同、叔平大家适值会在一起,又见黎子鹤、张凤举一同走来,子鹤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的给他看,他将石头拿得很远的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的说道:
“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玄同后来时常学他的做法,这也是可以表现他的一种性格。自从一九二四年宣统出宫,故宫博物院逐渐成立以后,马叔平遂有了他适当的工作,后来正式做了院长,直到解放之后这才故去了。
此外还有几位马先生,虽然只有一位与北大有关系,也顺便都记在这里。马五先生即是马鉴、季明,他一向在燕京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和他共事好几年,也是很熟的朋友,后来转到香港大学,到近年才归道山。马七先生马准,法号太玄,也是一个很可谈话有风趣的人,在有些地方大学教书,只是因为曾有嗜好,所以不大能够得意,在他的兄弟处时常遇见,颇为谂熟。末了一个是马九先生隅卿,他曾在鲁迅之后任中国小说史的功课,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一院课堂上因脑出血去世。隅卿的专门研究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献,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影响,大抵现今的老年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写到清乾隆必称曰弘历,亦是其一。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隅卿殁后,听说这文库以万元售给北大图书馆了。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画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画笺,系《金瓶梅》中插图,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时得话本二册,题曰《雨窗集》《欹枕集》,审定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旧藏天一阁者也。因影印行世,请沈兼士书额*窗欹枕室,友人或称之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为札记甚多,平素过于谦遇不肯发表,尝考冯梦龙事迹著作甚详备,又抄集遗文成一卷,屡劝其付印亦未允。二月十八日是阴历上元,他那时还出去看街上的灯,一直兴致很好,不意到了第二天,便尔溘然了。我送去了一副挽联,只有十四个字: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难得恰好的达出,挽联亦只能写得像一副挽联就算了。当时写一篇纪念文,是这样的结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