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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都会主义
技术是把双刃剑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技术至上的世界，技术堪称上帝，君临天下。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视野，提升人类的活动能力，上入太空，下潜深海，未来的纳米技术和微型机器人甚至做好了进入人体内部的准备。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也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一切。
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好事抑或坏事。这是造物主的安排，也是世界和人类有宿命一说的缘由。所谓技术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人类应用能源的技术尽管满足了人在感官上的享受，但人类的自私已使今天的地球不堪重负，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
气候变暖对人类不是福音，海洋中的一些岛屿将随海平面升高而永运淹入海中，一些临海的明星城市也难逃灭顶之灾。可见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包括科学技术，一切都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
技术拓展人类的生存境界，技术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恶化的环境。如何优化人类的环境？从技术层面讲，还是要靠科学化的技术，如使用混合动力汽车、风力发电和生物能源等，这些技术“新贵”已成为市场和产业政策制定者的“明星”，它们的出现能帮助我们生活中做到“去碳化”。
但是深层次的问题还是人类如何摆正自已的位置。理念改变了，具体的行为方式不过“闻鸡起舞”的事。在环境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居住为风水的理念一直是雷打不动的，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呀，将家安在什么地方至关重要。在美国，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是大大的房子，遍布在美国各地，汽车和地铁四通八达，可这需要消耗数量巨大的矿物能源，并且排出大量的碳化物。于是，各种名称的干净技术应运而生，然而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这不是为了改善环境，而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的健康，并享受幸福的生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人也在反思他们传统的都市模式在理念上的缺憾和设计的不足，那些先锋派的建筑设计师们首先在媒体上放话，要创导一个新生活运动，帮助人们学习如何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
新都会主义
现年58岁的安德列?杜尼在古巴长大，1960年移居美国。
他是迈阿密建筑界的大佬，他与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普拉特－齐白克在迈阿密创建了dpz公司，主要是做“新都会”项目，现在是新生活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对时代杂志说，正在写一部人类绿色生活方式的范本，“新都会”设计的哲学之源是不让人们受太多的建筑的束缚，换句话说，不将建筑作为人们构造环境的全部，或说着眼点。
杜尼和他的团队想要阻击大都会的郊区继续无止境向外扩展，他们的想法是支持人口有中等密度的城镇取而代之。在中型城镇周围，住房、办公室、商店和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举步之轻。在这样的环境中，汽车——大多数美国人的代步工具，因此也要为它的碳排放买单，不再是生活方式，仅是一种选择而已。“人们虽拥有汽车，但偶而用之，这样污染大为减少，如同混合动力的使用。”杜尼说。
美国幅员辽阔，即使是地处都会地区，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外部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所以没有汽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汽车增加也潜伏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健康问题。出行坐驾驶室，回来坐写字台，每个美国人一天用来步行的时间仅有4分钟。由于户外活动严重不足，导致近十年来肥胖症几乎成了美国人的通病；
接下来的问题是盗贼横行。人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化在方向盘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全美国人口有350万人每天单程行车90分钟，往返要化费3个小时；到1990年每天穿梭往返，疲于奔命的驾车族人数翻了一翻。
交通状况的恶化和死于车轮下生命的增多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然而，最坏的是影响破坏环境，到了不堪重负，难心为继的时候了。只要美国人生活中仍然以汽车为中心，那么要戏剧性地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就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杜尼说，“这对自然和人类都是可怕的”。
那么新都会主义的奇妙又在哪里？一言以蔽之：简单性，一切从简。杜尼根据“生命在于运动”的原则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城镇，就像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海滩，走在它的街道上，人们似乎回到了麦克豪宅出现前几十年的生活场景中。他设计的房子更人性化，部分的原因是设计师更愿意将人们放在一个有活力的、有公共活动空间的场所，人们将在这里用餐，工作和戏耍。
按新都会主义理念设计的房舍在美国平地春雷，1972年此类房舍的平均面积为1385平方英尺，到2000年提高到2140平方英尺。按理，人们应该喜欢这样的居所，但事与愿违，住在新都会区的居民平均数在下降。依杜尼的观点看，这次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都会区里根本上取消了外部的公共空间。“使麦克豪宅名誉扫地的原因是它缺少交流场所，”杜尼说，“我们需要将那些社会需求具体化，而不是视而不见，或是阻止它们出现。”
新都会主义与传统的绿色建筑也是有区别的，此外，环境发展趋势也从没有远离头号新闻的视线，一个建筑项目，成功与否，环境设计已成为成败的关键。美国绿色建筑联合会认为，一个成功的项目有“点系统”和“面系统”之分。所谓点系统，以领导能源和设计的部门为例，业内已制订出相应的技术定位，如提倡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在墙体装饰利用能源的绝缘材料。这些都是重要的技术，可以节约大量能源，而且也能在建筑设计阶段限定，一般来说技术和设计部门不关心由此增加建筑的复杂和难度。
所谓面系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是高科技方面的内容，它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平衡发展，以及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它更是一个人文关怀的问题，用最贴切的一句中国话来表达，就是“天人合一”。假如一个获得美国绿色建筑联合会最高奖的项目不能真正描述居所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它只不过是窝居在邻里之中，周围又增加了许多汽车，那么你的房子即使是绿色环抱究竟又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的房子本来就位于郊区，你仍然一天要忙不迭在公路上来回奔忙，这就是美国人生活的写照。”杜尼说。
从自身做起
好在关爱环境的声音愈来愈得世人的认同，在美国建筑设计界，新都会主义的理念受到了鼓励，并扎下根。美国绿色建筑联合会开始使用一个名为“和睦邻居”的设计作“领头羊”。此项设计将用绿色环保指标评价建筑的位置、交通等内容。杜尼和他的伙伴会帮助城市和乡镇的建筑设计人员拆掉战后城市因功能分区的老体制，此旧体制曾帮助汽车登上皇冠的地位。现在新都会工程在全美遍地开花。
但不要忘记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一股不可小看的抵制力量，美国人早已对疲于奔命的开车上下班恨得咬牙切齿，但真的要他们丢弃这种以汽车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件快意恩仇的事，他们会说到底有什么证据说这样做不行呢？显然这是一场要化大力气的战斗。还是举个实例来说明吧。
如果说在美国有一个城市能够代表新都会概念股的反面，那么这个城市就是亚特兰大。今日之亚特兰大简直就是懒散、一盘散沙的标准，此间是全美国地铁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地铁线路四通八达，就像今日发展中的中国。中国快速地抛弃了他们传统、拥挤、“远亲不如近邻”扎堆而居的模式，因他们与美国人一样落入了“汽车之恋”的情网。“
如果人们能改变这样的方式，人们就能自救，并拯救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所以世界需要像杜尼这样的建筑师来引领，他义无反顾地献身新都会理念；同样，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此做点什么，如积极地评价世人所赖以尊重的东西，如让我们更多地离开汽车，拿出时间与家人、朋友呆在一起，选择与邻居们住在一起，营造一个天地人和的氛围。如是，这将有利于我们应对气候改变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们自已的心智也会变得更为博大。
七信念的力量——美国人看宗教
宗教服务登堂入室
有人说你只要执着地祈祷，结果你会坠入与外部世界毫无感觉的境地，佛教的语言就是空，科学的说法就是你的顶骨叶在工作。顶骨叶的作用是使你的身体处于忘我的边界。与顶骨叶工作pk的是脑的精神兴奋，这是你的丘脑在起作用，如同你的前叶，就是上面提到的顶骨叶——中央纤维组织，它控制感觉的进入，可能具最有效的传递功能。
人类不是富态的物种，人比其他生物多的只是大脑中的精神中枢，这个部分无时不刻在工作。人们为求和平祈祷，遇到矛盾想方设法调和祈求安宁，高兴时拉开嗓门唱一首歌为了健康，吃奇形怪状的蘑菇是为了获得某种异乎寻常的感觉，聚集在教堂地下室是为了感受到达天国的彼岸。但也可以说人们祈祷或唱歌什么也不求，仅是为了健康。
健康对一切生物都是必要条件。如果死亡了再来谈安宁未免太学究气。我们拥有足够强大的医疗设施，我们的医生也相当聪明，同时人类独有的祈祷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治疗身心的不适。列举一些实证来说明信念的力量和作用。科学实验证明：处在成长期的人体利用信念为自身带来健康。
信念是什么？就是对某种愿望执着的追求。这是人类独有的思维习惯，为其他生物所不拥有，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种群的主要标志之一。动物乃至植物也有思维，但是它们没有信念。最简单而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人为了生存，甚至可以发挥意识的强大功能，调动人体的各部机能超时限发挥，克服身体物理条件的局恨，演出一场生命超零界追杀的“大戏”。
宗教是什么？从物理层面看，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不过此种思维一开始就带有宇宙的印记，是宇宙意识。宇宙意识是什么？万类霜天竞自由矣。为什么说宗教是宇宙意识，因为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教诲人们从善。只有善待众生才有自身的出路，这与宇宙的博大和共生共容性是一致的。西方的经典哲学家曾说过一个经典的命题：世界是没有无缘无故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有其合理性。所以，宗教，这不是简单的“迷信”问题，或是所谓的“精神鸦片”，世界上有数十亿计的人相信，往深刻里说，宗教是宇宙留给人类一服自救剂。
人从哪能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在当今所谓的科学时代仍然一头雾水；相反，众多大科学家的理论备受各种质疑。这很正常。所谓的现代科学不是到现在为止，如果现代科学被今天的几条经典框住了，人类的命运也指日可待了。“人从哪里来？”东西方文化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摸索，很可能是殊途同归。正如世界上最古老且从未中断的伟大中华文化所示：“天人合一”。
由此再来探讨宗教活动在医学中呈现的物理作用才不会“瞎子摸象”，各说各的：肯定者一股脑儿肯定，否定者搬出所谓的现代科学来否定科学证明不了的东西，但又想证明一切，实是悲哀。
下面是美国社会关于宗教活动与人类健康的一些研究，问题不在于真正证明了什么，在于开放式的讨论和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的是让人平安入世，愉快出世。
一般说，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群，在任何一个年份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群相比，前者的死亡率要低于后者。艾滋病是当至无愧的人类杀手，它的回归是人类信仰破灭带来的恶果。“即使就药物治疗而言，”美国迈阿密大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教授盖尔·艾恩索说，“精神力量可以很好控制病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医学界此类发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无神论者抑或怀疑论者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关于精神那点东西嘛！
常去教堂的人会活得长久，那是因为进了教堂后，由于环境和心境的变化，身体会起一系列生化反应，启动胆固醇的屏蔽，全身各部似乎进入看护模式。再进一步，体内的病毒载体会弱化，因为你的“气机”关闭，体内活力非凡的荷尔蒙水平首先下降。“虽然科学没有详细解释精神的力量，但是宗教和科学同时传递了不同的关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行为治疗学教授里查德·沙龙认为此话说到点子上，是无可否认的真理。
还有一点也同样是真理：在我们的大脑和人体内有密如蜘蛛网般、可怕的精神“网络”，中医叫经络，确实存在，但现代医学对此莫可名状。好在世界总体是开放的，尽管有些中国人自残中医，但国外对中医的态度从拒绝到开始接纳，让事实上存在的一门医术在西医无能为力的领域为病家服务。
对中医的态度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心态问题。科学连大千的物质都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却还要到处以救世主自居，充当万物的仲裁，不是隔靴搔痒又是什么？科学不能解决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困惑，更何况世界本是心物一体，二元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现实的美国人还是走在我们前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射学、心理学和宗教学教授，佩恩精神—心理研究中心合作创建人，安德鲁·纽伯格教授说：“科学的一个很大的主体已显示宗教对人的健康有正面作用，”他还说，人脑的工作方式与宗教和精神作用如此地合拍，我们“网罗”这两方面的东西已有很长时间了。
过去十五年纽伯格教授研究成果归结到一点就是：大脑在网罗一切。纽教授有四部专著，包括即将面世的新著《上帝如何改变你的大脑》。作者最直观地看到人脑的“精神数据处理中心”是如何工作的，他对100多人的各种脑电波进行处理，所有这些被审视的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纽伯格和他的团队承认：恰恰是人脑的这一部分，在工作时最具“闪光点”。
人们在祈祷时，其顶骨叶首当其冲，发挥着集中注意力的作用。在深度祈祷时，顶骨叶的力量减弱，直至静止，此时祈祷者经历了一种与世俗的人生港湾若即若离的感觉；当顶骨叶停止工作时，此时祈祷者口中只“念念有词”，重复单一声调和单一词汇，他们已不能控制自已在说什么了。
祈祷和足够的冥想在大脑中带来某些变化。一个人经历长达15年的冥想过程，结果使冥想者的顶骨叶与没有冥想经历的人相比加厚了。那些有精神妄想的人实际展示了他们的丘脑不对称。冥想是可以练成的。有人经过8周的冥想技巧训练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可能说明有些人的丘脑一开始就有基本不对称情况，导致他们在冥想路上一直走下去，使他们的脑子进一步发生变化。
无论对脑的形状作什么解释，这是个“有利可图”的事呵。顶骨叶的良好功能将激发记忆力。纽伯格教授做了一个实验，他扫描了那些有冥想训练人的脑电波，这些人此前曾抱怨记忆力不佳，但经过冥想训练后发现其顶骨叶的突出部长高了，记忆力得到改善。
有关信念和健康的探究进展神速。其中关于传统宗教仪式的作用更令人刮目相看。据说宗教仪式在第一时间内可净化人体内的毒素，其次可清除人的心理孽障和为虔诚的人心灵需求服务。宗教仪式有各种戒日，犹太人在赎罪日戒食，穆斯林恪守斋月，基督徒有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印度人在18个主要节日拒食。
这些传统宗教习俗代代相传导致人的身体自清有日，得到一种轻快感，让那些宗教践行者有“功成名就”之感。人们限量进食竟回报健康和精神世界的内视，这也许就是得到的研究结果。从逻辑上解释可能如此，科学的说法也许就是化学反应的“把戏”。
大脑是一个能量非常精细的器官，需要许多卡罗里来维持它的运行。如果吸纳的食物被砍掉，肝脏的工作就会出现紊乱，制成的葡萄糖会被排出体外。这时大脑肯定需要特别的帮助。一般说，肝脏的功能仅能维持24个小时，嗣后，细胞就将损坏人体的肌肉和脂肪。细胞基本上靠它依附的“土地”生存。此情况发生时，血液的组成发生变化，如荷尔蒙、神经传导物质和新陈代谢物质都开始生变。发出这种多层次化学变化的是一架非常敏感的“机器”——大脑，不断闪烁着发出“指令”。
“在我们的体内确实存在此类快速而真实的变化，尤其在进行宗教仪式时，这种情况可能得到清晰解释，”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内分泌专家凯瑟令·戈登教授说，即使在一个短暂的宗教仪式上，大脑也处于一种不同的状态。从生物学观点看，那不是一件好事，头上仿佛顶着一片祥云，尽管这是因信仰而生，因仪式的氛围而得到强化，使自已此刻的作为受到安抚。
祈祷的力量
对大多数有信仰的人而言，宗教生活的要件绝大多数自然地与健康相交，祈祷是一个交点。一些相当严肃的神学家相信，一种称为代理祈祷的力量可以用来治病。自2000年来，有些严肃的科学家已经看了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6，000余件病例，科学家们组成了如约翰·坦普尔曼这样的基金会，部分使命就是从一个大的范围研究宗教与科学；该组织的其他人员则来自客观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调查人士。
早在1872年，在优生学和指纹学出现后，一个名为弗朗西斯·戈登的人推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开创每天为他们的国王、皇后的健康祈祷，僧侣应比其他人活得更长。弗朗西斯的研究显示正好相反：皇室人员大都系短命鬼。也许皇室人员的饮食营养太过丰富，且享受太过的乐趣，物极必反，事物走向反面，他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其子民的期望。
1988年，美国旧金山总医院心病学家罗道夫·伯德提出，经常做祷告的心脏病人的感觉要好于不做祷告的心脏病患者。
2005年，哈佛大学心病学家赫伯特·本森一个大范围的研究项目向罗道夫的观点发出挑战。实验结果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做祷告的原心脏病人与不做祷告的比率相差无几，前者为52%，后者为51%，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从方法论观点看，从如此接近的数据中找出基本的科学依据是没有意义的。做祷告的人究竟从此行为中得到多少益处是不可能量化出来的。又因为你无从知晓行为的效果，所以你不能决定是否要做做祷告。
祷告的核心是信念。这并不妨碍信者自信。上述观点相左的两方都同意，祷告者是否知道自已在干什么这很重要。从人体的身心合一机制看，身体的物质结构与虚幻的精神及其载体灵魂是相互关联的，精神影响物质的例子现实中比皆是，有道是，牧帅一篇著名的安慰词所起的作用将把你精心收集的数据吹落得只剩下一星半点了。
医学的对些描述最早见诸1780年，称：安慰病家的语言其作用堪称神奇，可敌一切病态。给病人一根棒糖，称它是止痛药，病人的疼痛感实际上会消解。患帕金森症的病人在接受一个假手术时会被告知他们的脑神经病症状会有所减轻，这与他们的实际表现趋于一致。纽伯格教授还举出饶有兴味的例子：当医生给一个癌症病人一颗试验新药，癌症病人的肿块会缩小；当病人从其他人了解到此药物没什么作用，他的肿块就会长回来；当医生给病人一杯平常的饮用水，并告诉病人这是一种新版强效抗癌药，病人的肿块再次缩小。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精神力量对各种病态有天然的抗衡能力，若赋予正面引导，人的精神力量对各种病毒的抵抗就会产生如虎添翼的作用；反之，则在病毒面前土崩瓦解。为什么会这样？哲学上有一句名言：没有无缘无故主的存在。自然既然创造了人类，就必然会赋予人类抵抗天敌的“本领”。人的精神及其对人体的统帅机制是造物主赋予的“法宝”，是与自然界、天体相呼应的表现。
药物治疗是人为的，非自然的，是对人自身不当行为造成的病态的一种补救，是自作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可有可无的。人类并没有因为现代医学的昌明而摆脱危险，人的“病毒”是自身。人体诞生之初就打上了“天人合一”的烙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大限度地声明：药物无效，病人死亡。由此看来，安慰语的作用在人走向死亡时可能不可或缺，这是人脑的一部分从世界吸收了数据，并将信息传递到肉身可控的其它功能上。“大脑是安慰语以各种形式发挥作用的目的物”，纽伯格教授说。但是没有科学能证明别人的祈祷能为你减轻痛苦，不过话又说回来，祈祷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害，没准还能帮助你了解有人正在为你祈福哩！
信仰和长寿
信仰一旦成为你的精神支柱，它会变得强而有力，信仰上帝和宗教教义涉及到为虔诚的人们提供一个比药理学深刻得多的平台。有一项测试，研究经常去教堂“做功课”的人的健康情况。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社会人口统计学家罗伯特·赫默，自1992年来开展一项人口跟综调查，他的研究成果难以撼动，统计数字表明，那些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在接下来的8年中，其死亡风险是那些每周一次去教堂“做功课”的2倍。表面上看，这是人们选择信与不信宗教的区别，实际上这是跌进道德与非道德的分水岭。
相同的分析来自一名基督教牧师，也是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手术医师，丹尼尔·霍尔。他发现常去教堂的人通常会延长寿命2－3年。为证明这一现象，他参加了一个社团；该社团人员都比较长寿，进行静思练习也有2.5－3.5年，一般都延长寿命3－5年，他们后期的生命现象都与宗教活动有联系。
调查人员没有调侃这些人长命“原因”，研究人员现实地相信人们被“埋进”宗教社团，很可能仰仗彼此之间的友谊、支持，去应对医生宿命“判决”。
与此同时，科学家并不承认宗教场所爆出的冷门新闻是故事的全部，他们将这比喻为是另一种易变的“星座，”要测算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人提出了更具爆炸性的“精神原子弹”的命题：“宗教信仰并不仅是心灵层面的问题，它也包含了与人体有“约”的承诺。”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卡普图奇克说，“人的感觉器官、测试、气味、声音、音乐、宗教建筑的样式等，都包含其中。”如同一个病人来到医院，闻到各种药味，凡此种种感受向他的大脑和身体提供如何应对的“炮弹”，所以人们走进医院有一种庄严的，视死如归的心境。
密西根大学公众保健专家、社会学家，尼尔?卡罗斯，自1997年来指导一个以1500人为对象的纵向研究，这是一个混乱的群体。尼尔重点规范他们的宗教活动。这些人的经济每况愈下，自身健康遇到麻烦，但要求他们不轻言放弃到教堂“做功课”。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弱势人们受到了教区居民的资助和来自教堂的支持。尼尔还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那些给予帮助的人比接受帮助的人显得更快乐。如果宗教信仰的支柱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信仰的核心。尼尔还看到那些受到帮助的人心态在发生变化，他们觉得在生命航程中应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减少失望、沮丧的影响力，因为那是预测健康与否的指标。
在另一项新近为公众接受的研究中，尼尔还发现对生活有信心的人比对生活缺乏信心的人活得长，“这又是一个宗教声称的理由，”尼尔?卡罗斯说，“这就好像是一道门，只有你面对它，才发现它的意义。”
探究信仰与健康的关系，在美国体现这种有机联系最淋漓尽致的地方莫过于非洲背景的美国教堂。美国早期历史中，教堂仅是美国黑人自由地建立并自主运作的机构，因此这类机构成为他们文化的珍藏。“黑人教堂不同于犹太人教堂，伊斯兰清真寺，甚至于与白人教堂也不同，”密西根大学公众保健学院，健康和行为教育学教授肯?雷斯尼克说，“黑人教堂是他们的精神归宿，也是社区及政治生活的中心。”
由于非洲裔美国黑人群体普遍患有肥胖症、高血压和其它因生活方式带来的病态，教堂理所当然地大做好事，且地位强势。1990年代，北加里福尼亚大学营养学教授马西?坎贝尔帮助发起了一个名为“北卡罗里那黑人团结争健康”运动，参与单位有50家教堂，承允帮助2500名教徒吃得更好，参加更多有益健康的活动，改善他们遇重病时的境遇。他们还派遣牧师在传道时兼授健康知识，在社区活动日到教堂发放营养食品。
此项目开展得有声有色，在重新命名为“身体和心灵”工程后在全美铺开，取得了完美成功。活动的事迹见诸美国的图书，dvd，还与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抗癌协会合作出版了烹调书，指导民众科学合理用膳，抗击疾病。连那些怀疑论者最终也承认，教堂在整个项目运营中，作为关心世俗健康的汇合点，发挥了第二重要的作用。
马西?坎贝尔指出，最有效的“演出”并非来自营养学家的报告，而是来自布道的讲台，“人体是一所寺庙，它连接着人的肉身和宗教理念。在宗教观念中，人是有灵魂的，即人的精神载体。”
手牵手
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倾一已之力赞扬：牧师布道与医生的医术都是对病人总体关怀的一部份。倘若一名妇女胸部患癌，为她提供肿瘤专家、心理专家和手术医生；也可与病人讨论宗教方面的需要，如果牧师对病人的精神需求会有所帮助的话。
教堂方面热情很高，医生和医院对帮助病人寻求精神咨询的步子却落在后面，他们担忧病家没有意愿与医生讨论这种精神层面的，疑似私密的问题。对医生来说，回答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印地安娜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克里斯蒂在审视肿瘤学家们治疗时发现，专家们都认为与病人作精神层面的沟通是好事，但“隔行如隔山”，他们没有合适的“手段”，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谈话的兴趣，他们还担心病人在任何事端中受到可能的冒犯。事实是病人欢迎这样的谈话，苦于医生从不坚持这种可以“双赢”的方式。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打破坚冰。
克里斯蒂教授过去曾参与内科医生如何帮助病人做一些手工劳动，如手制卷烟的课题，名为5－7分钟短暂谈话，初衷是让医生学会提出问题。课题人员设计了一些问题：以前做过这样的劳动吗？如病员回答以前做过，则后续的问题是有兴趣再试试吗？重要的是过程，这样就ok了，谈话可进行下去。“病员对谈话越关心，医生对病人的影响就越大。”
克里斯蒂还引导与癌症病人促膝谈心讨论宗教问题。虽然迄今未在规模意义上测试，但小范围内有惊人成功：90%的病人对医生用宗教话题切入彼此并不感到冒犯了对方，75%的病人认为这样的谈话非常有益。仅在3周内，这个小组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病人们的失望情绪减轻了，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感受到医生的关怀。
克里斯蒂“寓宗教于医学”的建议在业界得到良好反响，即使那些不识她为何方神仙的医生也轻易地将精神关怀与医治方式结合起来。美国的“保健牧师”（hcc）是一个集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禅宗喇嘛之大成的组织，在纽约地区得到广泛承认，隶属于十来个医院和诊所。该组织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医院为病人“打包”治疗下提供安慰语之类的关怀。
保健牧师如同医生，他们在自已的领域里开展工作，拿着病历访问病人，了解病人的精神（病史），或为病人提供咨询。美国保健牧师组织总裁兼ceo，罗夫?瓦尔特?斯密思说，他的团队为病人提供保健产品，对于信仰者来说是没有限制的。
病人需要什么？斯密思说保健牧师有能力对你的健康做出合适评估，对有精神（病）症状的人进行心理干于，可有人说：“对不起！我不能肯定你能有担当，因为我不是虔诚的宗教徒。”
“那不是问题，我能坐下来与你谈谈吗？”斯密思说。病人表示悉听尊便。在座谈过程中，病人发现自已考虑的尽是世俗的事情，如柴米油盐和讳莫如深的死亡等，他们可能也被疾病稿得神经兮兮。遇到此种情况，保健牧师可为病人推荐其它专业类别的服务，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想象指导专家等。
保健牧师的所有关注并不是如物理治疗所反映的如此这般的直观，问题是病人有机会找到一种起作用的“机制”，向医生，牧师，葬礼承办人员讲真话，斯密思说，“因为那些人将陪伴你走向人生的终点。”事实确是如此，至少保健牧师寻求提供一条通向人生终极的舒缓的道路。
斯密思的团队服务在美国国内步步为营，即使是最专心的科学家也欢迎他们的发展，《盲人的信仰》一书作者沙龙说，“我认为保健牧师的工作是探索病人的价值，帮助病人做一些决定，我想这绝对是无可非议的、正确之举。”
斯密思的观点正被更多人理解。没有人想用宗教来代替医学，医院急救室里手术医生正在抢救病人，此间也没有出现牧师。保证人们生活正常的最好准备还是良好的药品和精细的医疗设施。
八未来生命的边界
新生命指日可待
人类面临的21世纪将是什么样子？
可以预见的是，在本世纪内人类将重返月球，并在月球上建立人类飞向外太空的基地。未来的月球基地上当然有中国人的身影。在本世纪内，地球人还将解决在太空中受孕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人”可能在本世纪诞生，人类梦寐以求走出地球，飞向太空的基因在本世纪会完全得到彰显。
除了这一可喜的代表人类外向型“扩张”的前景外，地球与人类也有她的“隐痛”，本世纪地球要遭遇行星的袭击，如何防患于未然，让我们的“摇篮”安然无恙，科学家为此正伤透脑筋。除了天地，剩下的是人类自身的“设计”。
科学家已经将人的耳朵长在老鼠的背脊上，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将人的思维与自然界中动物的超级感官功能相结合，将能造出新型人类——超男，抑或是狼孩，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时间。如果有朝一日，地球上出现了完全由人工制造的新物种，从生命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方寸大乱的事。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科学家已克隆出人的胚胎。生物工程专家们制造出了具有人脑的老鼠。为治疗目的，即为患病的同胞手足安图索骥提供干细胞的设计婴儿也已问世。按人类目的制造生命的速度如此之快，来势如此勇猛，是世人始料未及的。
一些人相信，如果按这样的研究速度和研究目的发展下去，那么到21世纪结束，乌托邦式的社会很快就会来到。美国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罗纳德?巴利预测，“这是一个生物解放的世纪。典型的美国家庭将进入五世同堂的时代，一位至少有150岁的太太太奶奶成为家庭的核心，年已30岁的曾曾曾孙子与她住在一起，而这位太太后级的超级老人还能踢足球哩。”
有一些人对这种反自然的行为不能苟同。他们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有反对弱者，种族歧视的现象，这导致科学家寻求在分子层面提高和控制生命优化的能力，结果主导了弱势种群基因层面的整体弱化。现今，科学的人为干预已进入到一个与人的价值观，甚至人类自身的定位发生冲突的地步，出现了许多紧急的伦理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人的生命仅因为是人就具有内在的价值吗？
生命的伦理意义在于享有尊严和平等。这意味着所有人享有同样的道德价值，不管他们的能力和拥有什么。现在，此客观标准受到“人本论”的威胁，“人本论”惟一主证的权利就是因为自已属于人，这是因为有了一点儿认识能力而取得的地位。要是“人本论”给所有生命以平等相待的机会，就像他所控制的伦理社会一样，那么生物世界的大门将会被打开，获得生物的丰收；或者允许生物技术专家为了解决治疗方面的问题，而在基因工程层面所作的各种试验和测试，直至“种植”克隆来的品种。
人与自然的博奕
人的基因中有多少动物基因？是多得不可胜数吗？还是让我们看看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相。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与动物不同的基因少得可怜。植物界和动物界都有杂种存在。那么人与动物呢？是否老死不相往来？
人与动物的杂种，是一种嫁接的怪物，古而有之。人们相信，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能够造出一个胜于人的怪物。从一个人与动物相通的食性说事。人需要的蛋白质可从牛奶中获得。而奶牛就是为产奶而改变的牛类，奶牛嫁接了人的需要。还有比奶牛产奶更为惊心动魄的生物变化过程。
未来学家詹姆思?休思宣称，黑猩猩从基因上说具有人的理智，证明了黑猩猩具有人模狗样，但还不是人。如果科学家愿意对黑猩猩进行基因改造的话，黑猩猩最终取得人的“资格”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实是，动物与人的嫁接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
那么有否动物基因曾经进入过人的胚胎呢？答案是，如果科学家能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胚胎，那么动物基因也可轻易地植入人的胚胎，这样的实验远非不能想象。科学实验，这是现代科学区别于一切哲学、宗教、神学的底线。现代科学强调的是拿事实说话和实验的可复制性。正是基于这一理性态度引导人类逐渐接近客观真理。
在地球这个生命世界中，万物如此安分，惟处在生命链高端的人类却还是想入非非？他们想利用动物的某些基因性质增加现在人种的力量和感官的准确性，使人成为“超人”，他们要创造“终极人种”。看来“超人时代”并非仅出现科幻电影，超人与我们仅一墙之隔。从人类的认知层面说事，可以讲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只有人想不到的。但以宇宙之博大，而生命乃宇宙赋予，所以一切生命均在宇宙掌控之下，人类也难逃其宿命。
人类有自大的先创性的绝对权利吗？
自古以来，人类传宗接代是通过男女结婚，由爱而生儿育女。此种普通方式，虽然不是一直遵循的模式，但现今创造性的丰富的生育处理方式和人类对克隆的展望已经引发紧急的伦理问题，如：一个65岁高龄老妇，允许她通过技术帮助而生育吗？一个男人可以植入**变成母亲吗？
正如生物伦理学家约瑟夫?弗雷彻建议，在将来某个时候，一名职业妇女可以使用动物的或人造的**来完成她的妊娠期，而不需要经过一个专门令人心烦的怀孕期。
人们也许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还没有感觉，原因是再生性克隆还未列上现时的议事日程。是什么原因让人造生命梗阻呢？原来它的安全性还没有过关。然而，假以时日，一旦突破了安全瓶颈，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一些生物伦理学家断言，剥夺再生性克隆，至少是对性乐派或是性功能缺失的“对子”是不合法的，“再生自由”包括了在生物学上有后代的权利。
然而，传统意义的传宗接代与对后代的基因进行重塑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思维是宇宙思维的一支，地球人继承了宇宙思维，其明证是人可以进行漫无边界的思想之旅，宇宙有多大，人的心灵活动的边界就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产生不是自然进化与环境竞争的产物。
人是自然之子，是天赋予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没有生命迹象的火星一次次化巨资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去探索。在他们生命的基因里，深深地烙下了宗教情结。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信仰宗教。许多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他们视为生命的科学事业处于项峰的时候终于似梦初醒般找到了自已灵魂的依托。宗教实际上是宇宙意识的显影，人类继承宗教（即宇宙意识）在洪荒时期可使他们的心灵有所依托；在今天一切以科学为导向的物质世界，教育人类稍安勿燥，否则要遭到宇宙的惩罚。
人类的基因无法改变。这是宇宙的“游戏”规则。仅是为了维系自已的存在欲对自身基因中的疾病因子采取根除的办法情有可原。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鼓噪，宣称要改变孩子们的基因图谱“独善其身”（这也从反向证明人的思维与动物思维没有同一性。人更愿意主动改变自已，应对生存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像动物那样，依靠自然的利刃慢慢地进化。）有的人甚至走得更远，声称有权对孩子们的基因进行重新设计。
这样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以同样的方式大量“生产”某一种类型的孩子——所谓优化的人种——超人，几乎赶上了家庭对宠物狗的需要。人类会以同一步调走上此不归路吗？
从智慧生命——人类，降临地球的那一天起，人类指定是在分裂中度过自已在地球中漫漫的岁月，无论是从思维到行为，这或许可以成为解释人非动物进化的另一个理由。疯狂的人要窜改自已的基因，把自已和后代塑造成超人。但是在科学的疯狂面前没有失去理性的人却提出：“法律是否赋予了指导这样的科学研究的权利？”这或许就是所有生物技术的争论之原。
试图阻止克隆人的科学家们已在寻求立法的帮助规范科学研究，否则，科学实验就与小说家泡制故事差不离了。具有相反立论的人则在宪法中找到了权利的影子，他们说这与记者自已放火烧了房子，再来写火灾的报导如出一辙。
这件重要事情的脉络还是清晰的。如果科学研究的权利在宪法中得以载明，那么社会就会被这种重要的规范的科学能力所系，除非在强化了的国家利益面前，比如为了防止一种导致大批人死亡的瘟疫，这是科学的非常时期。
在人们为科学研究（方向）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论时，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提请回忆，这就是与其将它看成是为科学而争论，不如说在为人的价值观、伦理和道德在争论。记得前美国议会主席团成员、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思说过：“自然界限内的一切都是供物尽其用，以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自然界内的一切已经为我们人类作出定义，这个定义的边界包括人与动物的界限为一方，以及以人与超人（上帝）为界限的另一方。
生命的边界，死亡的边界，这些是21世纪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21世纪已经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九毋忘我
(一)
40岁的克莱夫非等闲之辈，是一名专业音乐人士，伦敦一个著名合唱队的经理。他曾与著名作曲家约翰?塔弗纳，米切尔·亚门，比特?林科等大腕合作，谱写了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经典婚礼音乐。他的代表作品是为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结婚典礼谱写乐曲，所以他有幸应邀进入白金汉宫，与bbc音乐记者和穿黑色皮裤的乐队一起，见证自已创作的金曲走俏西方婚庆大典。
但以复兴婚礼音乐驰骋西方音坛的他，竟是钻石王老五。克莱夫有一句名言：“最重要的事是不能言喻的，这就是音乐存在的原因。”
“失之东偶，收之桑榆”。或许被克莱夫视为生命的音乐能给他带来婚姻的第二春。年方21岁的女高音歌手德博拉加盟他的合唱队，克莱夫一见钟情，他用成功男人的魅力光环和优雅体贴的关怀俘虏了女高音的芳心，成了“王老五”手中的“猎物”,很快步入婚姻殿堂，成为除皇族外可以享受御用皇宫举办婚礼的“名角”。
(二)
“她太可爱了？爱不胜爱？”不。此时的克莱夫不幸患上一种怪病，那是他们结婚18个月后，一种疱状病毒侵入他的大脑，导致令人战栗的头痛。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破坏脑内的海马状组织，换句话说，克莱夫的记忆功能失效了。
已知脑内疱症状病毒诱发的病例极其罕见，全美国一年也不过2000例，70%的病人难逃死亡之虞，幸存下来的多半是神经病患者，大部份病例比克莱夫轻得多。
克莱夫每次意识清醒时，似乎都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德博拉解释，“测试显示，我丈夫的记忆仅能停留7秒钟，任何给他的新信息就像落在皮肤上的雪花很快融化得无影无踪。”
博德拉想起丈夫第一次发病，那是1985年平常的一天：“一天晚上他回家后抱怨头疼。”第二天星期一，他的牙齿在打战，头疼得无以复加，称“仿佛有人用锤子在痛击他。”
“亲受的，回到床上休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德博拉要上班去了。
“我记不起你的电话号码，”克莱夫答，虽然之前他天天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德博拉将电话号码告诉克莱夫，他挨个记下了德博拉?韦尔立的名字，仿佛他并不认识她。
德博拉为他找来医生。医生认为是流感，开了些止痛药。
二天后，克莱夫对德博拉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她又一次联系医生，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爆发流感，引起脑膜炎致克莱夫意识错乱。那天下午，德博拉回到家中，发现老公不在床上呆着，屋内也没有克莱夫逗留过的痕迹。德博拉向周围邻居打听丈夫去向，电话联系医生，还向警方报案。
几小时后，家中电话铃响了，位于车站附近的警察说，克莱夫与他们在一起。但警察感到纳闷，克莱夫说不出自已的地址。当德博拉将克莱夫领回家时，他却正确地走进公寓的入口处，来到自已的宅门。
克莱夫体温上升到104f，德博拉赶紧叫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他开始意识错乱和行为失控。
“亲爱的，与我呆在一起吧！与我呆在一起，我爱你。”克莱夫像念咒似的反复。
德博拉按医生吩咐给克莱夫做cat扫描和脊椎抽液。11个小时后，内科主治医生称她的丈夫患了脑炎——大脑的炎症，系由唇疱症病毒引起。“他有80%死亡的机率。”医生说。
“但他从没有得过唇疱症呀！”受到打击不知所措的德博拉说。“这种病毒潜伏在大部分人群中，没有一点征候，”医生解释道，“鲜有机会进入大脑。”可是却歪打正着，瞎猫抓到死老鼠。
(三)
几天前，他俩刚讨论生儿育女的大事。克莱夫从先前的婚姻承继了三个孩子，但他和德博拉要有自已的爱情结晶，“所以我希望很快能怀孕，因为克莱夫年龄越来越大了，”她说，“现在我的丈夫虽生犹死。”
第三天，克莱夫病情发作，医生说克莱夫停止进食了。
克莱夫被病毒侵蚀的脑组织肿胀，压迫脑壳中的骨质，治疗中不时使用刚上市的抗毒药。接着几个星期，病情稳定了，头疼症状减缓，体温回到正常状态；但脑部扫描显示，他的脑子全被盖住了。理论上，“意识的长城”已遭破坏。
国际著名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主攻记忆与认知科学的专家巴布拉?威尔逊说：“病毒瓦解克莱夫的才华，使他几近白痴。”他还说，“他不仅失去过去的记忆，也不能存储任何新记忆。”克莱夫犯病后讲的话就是胡言乱语，他习惯用“鸡肉”这个词来描绘一切事情。当一名医生问克莱夫领带是什么，钢笔是什么，他会用权威似的声音回答：“鸡肉”。然后，他又开始迟疑不决的解释。突然，他又想起德博拉的名字，但是他发出来的声音恰是颠倒了名字的次序，成了“哈罗博”。
由于克莱夫正面脑叶受到损伤，而脑叶控制着人的行为和性格，引发许多其它特别的征候。当他使用电动剃刀时，他着魔似地长时间正面“修理”他的脸庞，甚至剃去眉毛也在所不惜。医生说克莱夫受制于一种专至于某事的病态，引导他无休止重复单一动作。他再现了孩提时代的狂躁：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时他知道自已离开医院行将回家时，在行进的汽车里跳下来。
(四)
在医院呆了三个月后，克莱夫开始显示出他狂暴的症状：他把护士的头往墙上摁，扔椅子，甚至将德博拉撞倒在地。克莱夫的家族成员和朋友们唯恐避之不及。每到夜晚，德博拉一人孤零零呆在床上。她很气愤，也很害怕，心里默默地想着与她结婚时的那个男人。
医生说情感记忆有很强的“抗入侵”，鲜受病毒的影响。“即使他现在病成这样，他仍然注视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他爱我。”德博拉说，情感的冲击力甚至冲破生物学意义的控制范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呵！
德博拉去医院看克莱夫，克莱夫只是抽噎着。此时的德博拉欲哭无泪，她说，“拚命想抓住你，得到的却不是真正的你。”
一天，德博拉将克莱夫领到医院教堂的一架风琴边，让他在琴凳上坐下，并在他面前摆了一张乐谱，“这就像有人给了他一份礼物，”德博拉说，虽然他犯病后不再读报和看书，但他仍能读乐谱和演奏。
“音乐是克莱夫记忆程序中的一个元素，”纽约神经病学者奥利弗?萨克，畅销书《苏醒》的作者说。“当他在演奏音乐时，他看似一个正常人，”德博拉说，“一旦演奏停下来，他又一次失落自已。”
(五)
一天，心力交瘁，回天乏力的德博拉刚走出家门，就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苏醒后，她纹丝不动，欲哭无泪。
回到家中，她用拳头捣着墙壁，发泄心中的狂怒：“我接受不能为克莱夫生儿育女的现实，但我不想与别的什么人再谈爱情。啊，世界是何等空虚！”
德博拉幻想带着克莱夫到海边，与他一起走进大海，直到被大海波涛吞没。她打电话到问自杀热线：“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死，我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德博拉无论心力和体能都极度困顿，她感到无法突出重围，生活对她已失取引力。这时她的朋友们和医生发出警告：时年36岁的她要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的苦日子熬了8年，终于走到尽头。1993年春季的一天，德博拉似梦初醒，她明白再也不能这样耗下去了。
“我想离开英国后我能把所有的悲痛留在身后。”1994年，德博拉移居到纽约曼哈顿，她有两个亲戚在那里，但没有联系。她靠自已的积蓄，参加课程和写诗度日，但是她说，“我在那里并不合适，因为我的心属于克莱夫。”
几周后她打电话给在英国的丈夫，告知关于她在纽约的情况，克莱夫此时已转到一个专治脑损伤的医院，他在那儿的情况不错，没有狂躁症状了。医生告诉德博拉，她丈夫还不知道她已离他而去。
(六)
在他们越洋通话时，奇迹发生了，克莱夫听出妻子的声音，立马告诉她：“我爱你”。德博拉享受梦寐以求爱的意境，克莱夫给博德拉一个更大的惊喜，他为妻子“煲”一个更长的“电话粥”。从神经病学角度看，这是一种用幻想代替现实的闲聊。
在美国呆了3年，德博拉发现并没有真正把那个男人放下，决定回到丈夫身边。她说，“有些事情其实并不取决于你的想法，或你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认同，那是植根于很深层次的东西。”
克莱夫与她在一起的时候自然是他生命中的阳光时段，“他想你对他是重要的，因为你是在他苏醒后见到的第一人，”德博拉解释说。
2002年复活节，这一对“意识恋人”在当地教堂重结连理。“我虽然不能与他有身体上的联系，但我们相互对爱承诺，我仍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德博拉说，“克莱夫将生命托付给我，这是爱的最高境界。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与我有关，有多少女人拥有如此享受？”
德博拉偎依坐在钢琴凳上的克莱夫，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她挑了一些乐谱放在他面前，当克莱夫的手指涟漪似地在琴键上滑动时，她一往情深地看着他，房间里也响起了她夜莺似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