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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随着权力转移的，不只是权力的依附者，还有维护权力的制度与律令。当德川家康最终取代丰臣氏而掌握了全国政权之时起，一个全新的属于德川家族的时代便拉开了帷幕。为了长久地把持权力，德川幕府的世代将军都在不断改革以适应社会上发生的关键性变化。于是，有了长达260多年的江户时代。然而，正如并非所有的实验都会成功一样，德川幕府的改革也不可能始终得到民众的支持，“天保改革”便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但政坛不同于实验室，没有重新来过的可能与机会，一次失败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天保改革”就将德川幕府拉入了不可挽救的深渊。
“太阁”丰臣秀吉死后，其政权内部立刻出现了两派对立的势力。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一派坚持拥立丰臣秀吉幼子丰臣秀赖为将军，继续丰臣氏的绝对统治，而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另一派则想通过夺权结束丰臣氏统治，自己取而代之。
1600年9月，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两派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关原合战”。这一战德川家康获得最终胜利，取代丰臣氏掌握了全国政权。1603年，时人称之为“老狐狸”的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受封后不久，立刻在江户城开设幕府，开始了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权。这一时代被后人称为“江户时代”。
或许是为了向曾经侍奉过的“太阁”丰臣秀吉学习，或许是为了稳固德川氏永世的统治，1605年，德川家康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让与儿子德川秀忠，自称“大御所”并隐居骏府城，但在背后仍然掌握着幕府军政实权。1615年5月，德川家康发动“大阪之役”，彻底打垮了一直与自己作对的丰臣秀赖及其追随势力，1616年3月，他出任太政大臣，并向明朝皇帝称藩，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
在国内建立起绝对的统治地位后，德川家康吸取丰臣秀吉的教训，对中央和地方机构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设置。在中央机构方面，德川幕府设置了“大老”、“老中”、“若年寄”、“奏者番”、“高家”、“大目付”、“町奉行”、“勘定奉行”和“寺社奉行”九种职位。
“大老”是德川幕府临时设置的最高官职，负责政务，参与重要政策的确定；“老中”是幕府中央常设的最高职务，直属征夷大将军统辖，是具有最大权力的政务官；“若年寄”主要负责管理将军直属的武将“旗本”以及家臣“御家人”；“奏者番”是礼仪官，负责幕府所用礼仪事项；“高家”是“老中”的属官，掌管幕府的典章；“大目付”也是“老中”的属官，主要负责对各地大名的监察；“町奉行”负责掌管江户城内的民政与刑事事务；与其同为一级的“勘定奉行”负责幕府的财政；寺社奉行主管全国的寺院和神社。
在地方机构方面，德川幕府设置了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以及骏府城代。京都所司代负责京都警卫，对皇室与关西大名进行监视，并管理畿内的幕府直辖地，是地方官职中职权最高的官位；大阪城代是幕府派驻到大阪的最高官员，全面负责大阪城的内外事务，包括军事指挥权及诉讼裁断权，由德川幕府的重要家臣担任；骏府城代是骏府的最高官员，其职责与大阪城代相同。这些地方官员的下属统称为远国奉行，由“老中”统辖。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德川幕府也加强了对各地大名的控制。1615年，德川幕府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各地大名要在一定期间轮流来江户参觐，对参觐时的随员数量也作出了具体规定。1635年，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修订《武家诸法度》后，对大名参觐制度进行了完善，修订后的《法度》规定：全国大名一年当中必须有一半时间留住江户，辅佐将军，期满后可回自己的领国，但是随其而来的妻小家眷以及重要的家臣还要继续留在江户，实际上成了德川幕府的人质。《法度》还规定各地大名在江户的住所要自行修建，供养妻小家臣的费用及参觐的路费，也都由大名自己承担。幕府的这一规定不仅有效监管了大名的行为，也削弱了大名的经济实力，令其很难反抗幕府。
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为了加强对大名的监管，制定了参觐制度，但是随着大名每年定期来到江户，且随行有大量的家臣和侍从，这些人长久住在江户，极大地促进了江户地区商业、娱乐业的发展，也间接带动了文艺的兴起，并最终发展成为独具日本特色的艺术形式。现代日本的传统文化，诸如茶道、花道、相扑、艺伎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并成形的。
德川幕府相较于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其权威和统治力更甚一筹，这不仅来自于幕府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与其拥有的巨大财富分不开。当时全国的土地总收入约为3000万石，而幕府单从直辖领地就能收获700万石的年贡，这还不包括各地大名交纳的年贡。除了从土地上获取巨大收入，幕府还将触角伸向了江户、大阪、长崎这些大城市，从这些城市的各类税赋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数额。此外，幕府还控制了矿山的开采权和对外贸易。
江户时代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沿袭丰臣秀吉制定的《身份统制令》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其规定也较原有的统制令严格。比如士、农、工、商中的商人，虽然属于富裕阶层，但德川幕府特意规定，商人不准穿戴华丽昂贵的衣服，只能身披简单粗陋的服饰，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手工业者。当时，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居住在依各地方大名居住的主城而建的市镇里，这些市镇被称作“城下町”，商业和手工业者因此也成为“町人”。
在“町人”之下，还有一个“贱民”阶层，他们多为罪犯之后，被划定在特定区域生活，从事最为人瞧不起的行当，而且不能与别的阶层通婚。这样，贱民阶层只能在内部自我发展，子孙后代也不能脱离这一身份，形成了日本社会特殊的群落现象。
因对外贸易的需要，德川幕府初期实行的是开放政策，外国人能在日本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由幕府特许从事对外贸易的日本豪商也能长期驻留国外。然而因为西方传教士活动日益频繁，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深厚，严重威胁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德川幕府决定像丰臣秀吉那样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进行驱逐。1612年，也就是在国内还存在反对德川氏统治的势力时，德川幕府就颁布法令，强令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只信仰自己本国的宗教——神道教。
不愿意改变天主教信仰的百姓纷纷起来反对幕府的这一法令，但迎接他们的是幕府冰冷的刀枪。这些百姓不是被判重刑就是被活活吊死，有的则沦为各地大名的奴隶。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性命，一些人纷纷向幕府低头，并将家中有关天主教的物品全部烧毁。
也就在这一时期，幕府加紧了对外贸易的限制，1623年和1624年，幕府先后禁止了与英国和西班牙的贸易，1635年，幕府发布禁船令，严禁各类船只驶往海外，违令者处斩，家小没入官府，卖为奴仆。虽然幕府依旧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来日本通商，但停泊地和贸易地只限于长崎一港，其行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除此之外，到长崎的中国人与荷兰人都要向幕府提交有关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报告书，被称为“风说书”。由中国人提交的情况报告书叫做“唐风说书”，由荷兰人提交的则称为“荷兰风说书”。德川幕府依靠这种方式来了解外部情况。由此，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进入了自我封闭状态，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锁国时代”。
锁国时代的日本，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由于幕府大力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日本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刚刚建立时的170多万公顷，增加到了18世纪中期的300万公顷。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先进农具的出现，使得农民的生活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江户中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商品贸易的繁荣，各地颇具规模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小市镇的出现加快了物品的流通，一些全国性的商贸城市陆续出现。这些商贸城市集中了一大批从事金融业、手工业的商人，商人们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相互联合，垄断市场，操控商品价格，造就出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巨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商人势力的迅速崛起，到18世纪初叶，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商人们的经营活动给幕府和各地大名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日渐困顿下去。而且随着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农民年贡上缴量的不断增加，农民依靠种地无法承担巨额赋税，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典当土地，农民失地现象频出。农民的土地产出是德川幕府和大名们收入的最重要来源，随着失地农民的激增，幕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巨大影响。
幕府的财政困境直接影响了武士阶层的生活，由于俸禄不能按时发放，即便发放也被幕府和大名们以各种原因克扣，一些中低层武士沦为破产的浪人，或是依附于商人。德川幕府初期制定的身份等级制度开始悄然瓦解。
农民的失地和武士的破产直接影响了幕府的统治，为了化解这一危机，德川幕府分别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吉宗、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在位期间实行了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正改革”、“天保个改革”三大改革。
1716年开始进行的“享保改革”的重点在于保护农民权益，重新分配土地，将农民的年贡固定化，对商人则采取控制打压政策，掌控大米价格，严厉禁止商人哄抬物价。这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幕府的财政收入扭亏为盈。“宽正改革”于1789年开始实行，这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旧是重农抑商。其废除商人的特权及其所属的行会，增加农村土地，对于各地大名也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他们不能豪奢，禁止各大名之间互相赠送贵重礼物。但是此次改革由于实权派人物松平定信的辞职而告终止，幕府由此失去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日本社会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841年，德川家庆任用家臣水野忠邦为“老中”，主持实施“天保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幕府直辖领地面积，这些新增的领地原是各地大名的富饶领地，而幕府作为交换分配给他们的则是贫瘠荒芜的土地，这引起了各大名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起来抵制幕府的这一行动。为了平息众怒，德川家庆免去了水野忠邦的“老中”之职，“天保改革”也在各利益阶层的反对下以失败收场。
“天保改革”的失败使德川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也使得其统治发生了动摇，幕府实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场彻底改变日本命运的运动正在悄然逼近风雨飘摇之际的德川幕府。